开幕式：2019-12-21 19:00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几个展览中，“星星”尤其耀眼，他们高呼“柯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的口号,集中体现了“文革”之后风格自由和人性复归的两个最有力的声音。那是个人人心里充满愤懑、焦灼和批判情绪的年代，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触动的是每一个渴望自由的心灵。王克平从荒诞主义戏剧的语言原则，转换出了中国根雕的某些方式，创造了一系列被压制被扭曲的形象，语言上也很有创造性，如《沉默》巧妙地利用树结子的造型，雕刻出一个嘴被塞起来，眼睛被封住的痛苦形象；黄锐的《遗嘱》《新生》给人印象深刻，“画的是圆明园，一是体现过去，一是体现未来。过去荒凉，阴魂不散，绿天红云, 余恨未消，仿佛向子孙们吿诫：记住这是在过去的光阴里被摧残成的这个样子。新生，抱着一种希望，在昏暗中爬起来，虽然很痛苦，但是还是互相扶着尽量站起来”；（黄锐语）李爽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低垂的地平线撗贯画面，凸现了佝偻状人形的挣扎状态，地平线上下, 黄天黄地，使画面充满干涸和疲惫；杨益平塑造的落寞、怀旧的知青形象，带有强烈的疏离感觉和超现实意味；薄云的水墨画《长城》，破旧、凄凉，这些作品都很早地借鉴了超现实主义, 又相近于中国传统诗歌的比、兴方式，这依然是今天中国当代艺术中广泛使用的—种语言方式，值得深入探讨。马徳升继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木刻运动的传统，关注民生痛苦，语言上吸收德国表现主义木刻的方式，他的农民形象和平民的日常生活作品，简洁、有力又有几分幽默；严力不但是著名的朦胧诗人，他的画也像诗一样善于使用意象，如他的《对话》，酒瓶子上的空缺造型，留下的仿佛是对话者双方对话过程的意象；毛栗子画的—幅幅平面的”墙“，用超写实主义的技法，留下了像纪实摄影般的那个年代“墙”的标本；甘少诚的雕塑远承汉代雕塑的简洁和大器；包泡强调材料和造型对比的抽象雕塑，以及阿城简练流畅的平民造像，都值得我们继续阅读，他们创造性地转换了西方现代、当代艺术的某些方式，尽管”八五新潮“直至今天依然沿用，但并没有被今天的艺术界所认识。”星星“开创的中国当代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都还有待继续探讨。
栗宪庭写于2007年
（文章选自《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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