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玉透雕龙凤人物饰及局部 高6.8厘米 宽2.4厘米 厚0.5厘米 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村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图片来源：《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预取全集·卷二·西周》
中国人对“线”的领悟达到精微奥妙的境地，这是民族艺术很独特的表现。大家熟知的书法和国画至始至终以线的千变万化来凸显精神。至于雕塑，一般人认为重要的是块面的空间，线居于次要的地位，实际上，中国雕塑也用很隐蔽的“线”来引领空间。
在工艺方面，中国人特别重视物料的材质，玉石温润坚毅，故而君子比德于玉。玉器的大量使用和备受珍视也使其工艺呈现出精绝的面貌。其中，由线的使用可以寻绎出玉器线性空间的演进过程，同时也造就了玉器多种多样的空间表现。我们可以通过从西周至西汉的五件玉器来对这一过程略加说明。
在一个玉器中，面与线是主要的造型语言，两者之间，往往是线来“引领”面的表达，面随线而变化。西周早期的玉铲，形状极为简约，除了玉铲上一大一小的两个钻孔，整个玉器呈不规则的长方形。玉铲成片状，三面有刃，除了无刃的一边有玉器的厚度面，另外三个有刃的边都只是打磨凸起的边缘。这件玉器的面线关系非常直观。也就是说，面通过打磨相接的地方会构成线，而这个过程，往往是制作者有意识地先了解作为器物造型边际的线的位置。这有别于泥塑类“做加法”的造型方法，而是在不断地“切磋”中完成形体。当线成为了形体造型的重要“标识”，往往也决定了玉器打磨的流程。
西周时期的玉透雕龙凤人物饰，其造型较上一件西周早期的玉铲复杂得多。但是可以更加清晰地说明线如何规定、指引了玉器加工的过程。以这件玉透雕中段局部的卷龙部分为例，卷龙的身躯由两条并行的曲线表示。卷龙腹部内侧的一条曲线有两条较深的线性刻痕组成，其中外侧的一条刻线带出了一个紧紧相随的斜面；卷龙躯体外侧（龙脊处）的刻线也是由两条较深、较细的线刻组成。同样的，在这条线的外侧部分行至玉龙躯体的中段至尾端，也斜铲了一个相随的面。由上可见，本来玉器的造型非常简洁——仅就一个面板上刻线，通过以线作为基准，顺着线的运动变化做出了一些相随的面，玉器的造型就变得丰富起来。放眼同时期的西周玉器，以线来“领”面的造型方式越来越成熟。
西汉前期的螭虎纹玉佩，展现了玉器制作线“领”面的造型手段愈加多样。如果从雕刻的造型手法来看，这件玉器使用了透雕、圆雕、全浮雕和阴线刻纹等，可谓复杂。然而如果就玉器造型中的线与面的处理关系，其制作逻辑却又异常简单。以这件玉器的细节——其中最大的、昂首突出的螭虎纹的线性变化来看，从螭虎的头部一直到尾端，其丰富的造型空间都是由线“领”面的形式来决定的。比如螭虎高出玉佩弧形面的翼，是由螭虎颈部的线运行至玉佩弧形面升腾而带出。再看螭虎腿部及身躯上的弧形纹饰，皆是由弯转的曲线“领”出而变化成面。螭虎的尾部顺着躯体的“S”形也承接了一个“S”形，不同的是，这个尾部似乎只用阴线刻的雕刻手法。然而由于其尾部的几条并行的线刻扭动变化，加之螭虎又是在一个弧形的玉佩结构面上，尾部看起来也不只是平面的阴刻线，而显得格外有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雕塑的造型空间常常显得简单却又有丰富的表现内容：简单是因为以线的起伏、穿插作为整个造型的中心；丰富是因为线通过自由的变化运动可以带出丰富的空间，从而使得整件雕塑空间既有归纳（由线统摄），又有姿态变化。
以上案例虽是按照时间线索进行论述，但玉器的线性演进并非如此平顺直出，真实的情况往往更为复杂多变。值得重视的是，汉代以后中国玉器的线性空间表现也并非以由简至繁单一的方式演进，更多地呈现为对各种线性形态的包容并蓄。事实上，由玉器所展示的线性空间表现也能反映在中国古代器物造型的其他门类当中。
（作者系景德镇陶瓷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