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古人”“师造化”到“对话自然”

——记“雨亦奇——李可染写生七十周年纪念展”

　　20世纪50年代或许是李可染艺术生涯最为重要的10年——这10年既是李可染从齐白石、黄宾虹引领的传统学习中转向师法造化的过渡，也是其个人山水画的风格图式建立的开端。1954年更是李可染开始写生的关键之年，这一年他同张仃、罗铭游历江南并写生创作，磨炼笔法的同时也为中国画的发展注入了新风。

　　今年适逢李可染江南写生70周年，3月29日至5月5日，“雨亦奇——李可染写生七十周年纪念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由中国美协、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国家画院、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北京画院共同主办，展出李可染早年山水创作、写生洞见、“李家山水”代表作等70件，探究其从“师古人”“师造化”到“以我为主、对话自然”的艺术历程，以此向这位中国画现代转型的重要艺术家致敬。

　　展览如同一场浪漫的春日之旅——观众在策展方结合展陈设计与艺术作品的展览空间氛围中，可以与李可染一同游历北京热闹非凡的颐和园、诗情画意的富春江、拨云见日的天都峰、回忆里的百草园、静谧温柔的重庆山城，以及屹立高耸的欧洲中古建筑，领略山河锦绣，感受艺术家对大自然所怀着的那颗火热、激昂的心。

　　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

　　李可染初入画坛之时，就凭借笔下传统中国山水颇受赞誉，后又走上简练、潇洒、飘逸的文人画道路。1946年，李可染收到徐悲鸿的邀请，来到北平艺专任职，教授中国画。新中国成立初期，欣欣向荣的社会发展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向中国画坛提出了展现新山河、新面貌、新成就的时代需求。而此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已经取消了中国画系，李可染只能凭借着早年西画的基础在绘画系教授水彩课，中国画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不畏条件的艰苦，无惧改革的艰难，李可染将改革中国画的命运与自己相连。1950年，他在《人民美术》的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谈中国画的改造》，率先提出了要深入生活和自然，重新挖掘中国画之源泉。1954年，李可染与张仃、罗铭决心南下写生，带着从《新观察》预支的100元稿费，在祖国的广阔山河中找寻艺术灵感。在外出写生前夕，他还专门请邓散木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枚印章，以此表明他对变革中国山水画的决心。“我们画山水画也就是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这就是山水画爱国主义之所在。”李可染曾这样说。

　　此次写生历时三个月，面对灵秀又诗情画意的江南烟雨，他以中国画的笔墨还原视觉的真实。他留意写生时所见到的一切，并尝试用新的形式语言表现其静观自然收获到的一份天趣。《雨亦奇》《家家都在画屏中》等作品中技法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令人耳目一新。在回京后的汇报展中，李可染的作品犹如巨石投湖，赢得了广泛赞誉，也在美术界掀起写生的高潮，点燃了艺术家们对祖国壮美山河的热爱与激情。“李可染先生的《雨亦奇》出自苏轼的名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染先生所言‘废画三千’并非是一句轻松的谦词。据张仃先生回忆，在‘雨’的表现上，可染先生曾师法白石老人而有所得，‘雨’也是可染先生重要的表现题材。”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在谈及展览主题时如是说。

　　195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中国画革新小组，因写生而得以突破的李可染作为成员之一继续出发，在“看尽天下名迹，踏遍天下名山”的自我鞭策中寻找中国山水画的新源泉。接下来的几年中，李可染画景，画人，画生活，也画时代。他两下江南，踏足巴蜀，漫游漓江，信步德意志的街巷……笔下所绘景致越多，山水新法越莹然于心，在他的笔下诞生出一大批美术史上的经典名作。他更将中国传统笔墨、文脉精神与现实生活、天地自然相结合，开创山水画新的审美意境。

　　艰辛、漫长又光明的道路

　　学习自然，再现自然，超越自然——从1943年《松下观瀑图》，经历数十年的写生实践，到1989年《万山重叠一江曲》，李可染走过了一条漫长艰苦的艺术道路。他以中国人的哲思观照山水，以艺术家的美学重绘天地，既追求中国画的新境界，又激发传统的新活力。晚年李可染臻于墨天神境，真正做到了心画合一。他自豪于中国文化内涵，自信于中国画之精神。李可染的山水探索，不但推进了中国画的现代化转型，更是开创出屹立世界艺坛的民族风格。

　　“李可染先生曾担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他‘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艺术精神也影响着一代代的美术家们。”中国美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王平表示，今年是李可染先生写生70周年，希望有更多的美术工作者能够重读这批经典的画作，理解可染先生一生为中国画变革躬行践履的艺术信念，共同努力创作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

　　在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刘莹看来，“雨亦奇”展览是纪念、是回忆，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如何以历史的高度，纵观文化发展的长河，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永续，又到了一个重要节点。李可染、张仃、罗铭先生他们当年非常明确，写生不是目的，而是中国画现代化转型发展无法绕过的必经之路。”她希望通过展现李可染先生在中国画发展转折点所做的探索实践，以及这个艰辛又光明的历程，以增强文化自信。一如当年李可染先生所书“东方既白”：“有人谓中国文艺传统已至穷途末路，而我却预见东方文艺复兴曙光，因借东坡赤壁赋末句四字‘东方既白’，书此存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