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厅现场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自古以来，“龙”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泱泱中华，既有“虎啸龙吟”的勇猛刚劲，又有“矫若游龙”的飘逸洒脱，有“龙凤呈祥”的美满，也有“鱼跃龙门”的荣耀，还有“龙舟竞渡”的精湛，更有“一夜鱼龙舞”的欢快，这些无不寄托着劳动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美好祈愿和无限向往。
今年是中国农历甲辰龙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龙肇新元——甲辰龙年新春文化展”展出了自新石器时代至20世纪初的带有“龙”元素的珍贵文物，包括了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漆器和绘画等多种形式，阐明了中国人与龙的历史情缘，也为广大群众展现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精湛高超的技艺。
有着“中华第一龙”美誉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在展览中以“C位”亮相。该玉龙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该玉龙造型生动，雕琢精美，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策展人诸葛英良介绍，关于这件玉龙的原型，当前有诸多假说，如蛇、鳄鱼、蜥蜴、鱼、鲵、马、牛、猪、鹿、熊、虎、蚕等。事实上，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也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为研究龙的原始形态提供了重要物质资料。
“隋唐时期，使用龙纹已非常普遍，不只出现在石刻、壁画上，实用器皿也多用其作装饰图案。”诸葛英良说。展览中，一件唐代巩义窑白釉贴宝相花纹双龙耳瓶的设计就十分巧妙。此瓶以双龙为柄，龙嘴衔瓶口沿，颈部饰弦纹，盘口和肩部凸贴模印宝相花等纹饰。“这件器物胎体坚密，是典型的巩义窑制品。”诸葛英良表示，双龙耳瓶始见于隋代，唐代较为多见，大多光素无纹的较多，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带有大贴花装饰的则非常少见。
盘龙镜也是唐代龙纹实用器的典型代表。本次展出的云龙纹葵花形铜镜上的飞龙英姿飒爽，大气磅礴，颇引人瞩目。这件盘龙镜为单龙图纹，一龙蟠曲飞腾，跃入苍穹，张口舞爪，回首向钮作吞珠形态，云纹缭绕，灵活飞动，把人们想象中的神物刻画得雄奇莫测。诸葛英良表示，龙纹镜在唐代诗文中不乏记载，如李白、孟浩然等诗人的诗作中都出现过“盘龙镜”名称，可知盘龙是唐镜中最受人们喜爱的题材之一。
明清时期的工艺美术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宣德款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就展现了明代青花瓷器制作工艺的高水平。此碗主题纹饰以淡笔描绘海水，重笔绘行龙纹，海水汹涌澎湃，双龙腾越于海面，形象矫健威猛，生动活泼。
高足碗又称“靶碗”，用作供器，也称作“佛碗”，其烧制始于元代。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大量烧制，有白釉、红釉、青花等品种。“用重笔、淡描青花相结合绘制瓷器，在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流行。”诸葛英良认为，浓、淡青花相互辉映，衬托主题纹样，耀眼醒目，让图案产生立体感和真实感，使青花瓷更具有艺术风韵。宣德时期的景德镇窑能够娴熟地运用青料来烧造不同色调的青花瓷，使青花瓷的制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清人所著《南窑笔记》评宣德青花“极其精雅古朴，用料有浓淡，墨势浑然而庄重”。
“龙”在演化为皇权象征后，历代帝王使用器物多以龙为装饰。一件曾安放在国子监辟雍殿的金漆雕龙纹有束腰带托泥七屏式宝座，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极珍贵的清代礼制家具实例。
此宝座为五屏式靠背，正中搭脑透雕饰一正两侧三条龙纹。靠背及扶手顶部饰六条圆雕龙纹，扶手前端各饰圆雕龙纹站牙。靠背与扶手均在开光内雕龙纹，边框内雕宝相花及缠枝花卉纹。座下有束腰，并在开光处雕有云纹装饰。束腰下彭牙透雕二龙戏珠纹。宝座体形硕大，做工精良，朱漆为地，凡有纹饰处均髹金漆，辉煌庄严。据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和奏销档记载，清宫皇家“造办处”下属的作坊曾为清代宫廷生产了大量宝座，这些宝座大多采用名贵的木材和特殊的材料制成，工不厌精，料不厌细，工艺水平极高。
“龙纹在玉器、青铜器、瓷器、漆器等展品上龘龘而行，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灵动之美和雅正之气。”在诸葛英良看来，在历史长河中，龙纹饰的形象不断被整合，发展演变出不同风貌。而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样态的互生、互鉴，同样投注在龙形象的表现手法中，彰显了中华文化最本质的特征——恢宏开放、融合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