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斯 葡萄酒F.I.U 26×24×30cm 九瓶玫瑰红葡萄酒和木盒 1983年
首先，博伊斯本身是一个双重性非常明显的艺术家，一方面他渴望传播自己的理念，将理念与传播方式融为一体，如他的“明信片”概念，以一个朴素且易操作的推广方式，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社会相联系，将艺术社会化，或者说平民化，使之可以进入到社会生活的任何角落。如果这次展览可以学习践行这样的理念与方式，那是挺有意义的。
但是另一方面，博伊斯也是一个自我认知强烈的“艺术巫师”，一位精神领袖，他的理念带有号召性，有意识地将艺术家视为“革命者”“领袖”等，就如他在艺术社会化平民化的同时，强烈希望在博物馆里占据位置，甚至是重要位置一样。例如在法兰克福现代艺术馆，他的作品《大爆炸前的寂静》（Blitzschlag mit Lichtschein auf Hirsch in the Anthropocene，1958-1985）被永久性地放置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厅，这件作品是在现代艺术馆建成封顶之前，便被吊装进来，放置在这展厅中，永久展示。由此，我们是可以看到博伊斯的一种野心和计划性。
2013年，我们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做“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时，从中国的视角对博伊斯及当代艺术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讨论，我认为意义比较突出的，是由中国学者以中国学术思考予现实需求出发来对博伊斯这样一位国际级当代艺术家作出了我们的理解和阐释。虽然相对基础性一点，并且我总觉得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缺乏像博伊斯所处在的欧洲社会一般的语境与历史过程，以及一种开放、民主、激荡的文化现场，我们的讨论还是有些“隔靴搔痒”，或者说是在隔空谈论问题，整体上还是比较偏向于对博伊斯的引介。但是，从我们作为主办方的角度来讲，当时的出发点更多是强调博伊斯的艺术观念以及他的社会行动，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界的意义，让中国艺术家文化界及公众对博伊斯有更多具体感性的接触，引发对本土当代文化及艺术的一些新思考。
过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对博伊斯的展览应该不断推进到新的角度与高度，不仅仅是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及现实的需求的角度，而是包括从艺术的内部、国际的视野，结合一些更前沿、更为当下的文化研究成果，从思想、文化、现实及艺术史等的层面重新思考博伊斯的艺术观念与行动，以及在当下的社会转化，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机构和学者能够从这些角度去推进问题的讨论，那便是相当有价值的。
“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那次展览之后，这批藏品被昊美术馆收藏，他们同时引入了白南准的作品，并将两位艺术家的“对话”展（“见者的书信：白南准X约瑟夫·博伊斯”）作为他们的开馆展览。
我当年去德国威斯巴登这批藏品收藏者米歇尔·伯格的家联系展览时，最吸引我及最喜欢的作品是博伊斯走路的那张《我们就是革命》（We Are the Revolution，1972），我觉得博伊斯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行动感和冲击力，我希望我们的展览能够做出这种感觉和力量。
当下什么是我们最关注、最渴望表达的？如果从博伊斯的角度来讲，有很多值得反思的话题，包括像“社会雕塑”“人人都是艺术家”“文化平等”“行动”“社会教育”“生态”等等，本身便是很有针对性的话题，做展览其实就是将这些藏品引发的话题结合我们当下的社会需求和艺术现场，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教育体系、社会现实等问题，做一些我们自己的表达。
王璜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