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斯、沃霍尔与劳森伯格 28×19cm 照片（组） 1980年
“扩展的观念：博伊斯与中国”展览落地于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展期从1月10日一直到4月30日，展期较长，展品也贯穿博伊斯艺术生涯各个阶段，从策划的角度而言，我希望展览能够像研究工作一样，提出新的问题并且在研究上有所推进，所以也在反思：博伊斯这批作品在广州美术学院的现场能做出什么新的内容？从展品研究的角度如何推进？以及博伊斯与南方的艺术生态之间有什么联结等问题。一方面，此次展览是对博伊斯创作本身的研究，一定程度聚焦了博伊斯的生平经历、个人神话以及他在人智学背景下对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立足于南方艺术以及学院教学的视角对博伊斯在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的接受与演化发展历程的回望。
策展前期做了不少工作，考虑到这批藏品以复制品、现成品、宣传海报和摄影为主，大部分是需要释读，所以耗费了时间做展品的梳理和研究。后来决定把展览分为五个板块，也就是目前看到的“神话/象征”“扩展/观念”“社会/行动”“博伊斯与教育”“博伊斯与中国”五个部分。前四个板块做了一些折中，对博伊斯从“扩展的艺术观念”到“社会雕塑”等理念逐步形成的创作脉络做了梳理，在展览的主线上没有完全放弃年代学的叙述，但也想体现博伊斯的艺术观念是如何连接其艺术创作的，所以将博伊斯的一些关键经验和思想观念以关键词的方式重新归类，并把这些概念缝合在了隐含的时间线索中。
在当下做博伊斯展览，基于其落在人文主义的社会形塑理念，博伊斯向我们揭示了人文主义和艺术介入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呈现了一种更加综合和有机的社会建构理论。这也代表了他的实践几乎都力求通过讨论、协商的方式来实现公共参与，在其看来，社会本身是一件可以塑造和表达的艺术。而这些议题也是博伊斯直至今天仍然能够具有讨论价值的核心。
博伊斯与教育是我在这次展览中想要特别强调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博伊斯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任教，组建“创造性及跨领域研究自由国际大学(F.I.U.)”，推动了德国高等学校教育改革。在这次展品中，有两份与教育和正义理论相关的重要文献，一份是博伊斯于1978年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发表的题为“寻求替代”的纲要，包含了他对社会发展和组织结构的愿景，以及他在1973年撰写的关于F.I.U.的宣言。他在这份宣言中提出了艺术学院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在对创造力的定义中，博伊斯认为创造力并不局限于传统的艺术形式，还涉及塑造和可扩展到其他社会相关领域的能力，这呼应了他“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点，没有天才的艺术家，也没有非艺术家，所有的人都能够以非说教的方式学习和表达，这也是他在教学理念中所提出的核心目标。
2013年央美美术馆做过“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的展览，“在”与“与”一字之差，但语境已完全不同。如果说“在”表述的是博伊斯作品来到中国、被理解为一种引介、研究、评述的状态，那么“与”中国的话题，就更多的是指中西方艺术交流的双向互动。放置在中国南方的艺术生态中，南方的艺术创作方法和参与式艺术的路径，可以回应博伊斯的创作理念，这是特殊的地域艺术与社会现场所决定的，也是对博伊斯创作观念的独特延伸。值得注意的是，博伊斯在这样的关系中已经退却为更普遍的象征，从“博伊斯”到“博伊斯们”，这种转变意味着不再将博伊斯视为一个个案，而是将其理念扩展到更广泛的社群，这也体现了南方地区艺术家们对博伊斯之后的艺术的发展，在地域的基础上更具普适性。
还有一点在这次展览中没有办法展开，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博伊斯进入中国艺术研究的语境，现在能查到的博伊斯最早的报刊报道，是新华通讯社1981年在《参考消息》刊登的“博伊于斯在美一举成名”的文章，文章描述这位远在西德，惯用毛毡、油脂、蜂蜜和木头进行创作的艺术家。此新闻版面成为了后来考证“博伊斯与中国”的早期史料，而随着新潮美术点燃全国范围内的艺术创作，中国艺术家汲取西方现代艺术的知识，寻找与本土传统大相径庭的艺术形式表达，这是中国早期前卫艺术发展的一个切面，也是西方美术史在中国语境中被生产与阐述的一个切面。以“博伊斯与中国”试图一窥中国前卫艺术发展背景下，中国学界的主体意识，探讨历史发生之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此话题之大，非一个展览或几场讨论会能够解决，在此只能做一些当下的朴实的工作，抛砖引玉。
沈森（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扩展的观念：博伊斯与中国”策展人）
李光仪（广州美术学院艺术批评方向在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