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1829—1884），清代书画篆刻家。字益甫，又字撝叔，号冷君、铁三、悲庵、无闷等。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历官奉新、南城等县，卒于任所。
欲知赵之谦其人，且看其所书之联“参从梦觉痴心好，历尽艰难乐境多”。思其“艰难”与“乐境”，即可想见他那赤心片片又跌宕起伏的人生。
道光九年（1829），赵之谦生于绍兴开元寺东首大坊口一个商人家庭。先世为宋宗室之后，父亲赵守礼，字松筠。母章氏。赵家祖上富足，但到其父亲这辈，家道开始中落，自之谦起，以儒为业，不再经商。其父因喘疾缠身，长年卧床。赵之谦又生性高傲，不媚时俗，对应试八股兴致阑珊。即便家中饔飧不继，寒月单衣，亦不愿求助于人，只靠售卖字画和降格教授童子度日。
而立之年，又遇太平军侵犯杭城，赵之谦为谋生计，离开故里，妻子范氏却因战乱病殁于绍兴娘家，次女、三女也接连去世。此时的赵之谦只有34岁。自15岁以来，赵家丧事不断，慈母弃养，继而父、嫂病殁，婚后又生子皆殇，仅留长女，可谓家破人亡。悲痛万分的赵之谦从此更号“悲庵”，并刻下多方悼亡印：“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我欲伤悲不得已”“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苟全性命”等，且誓言终身不再续娶。
赵之谦一生最重视两件事：学问与功名。但他在科举仕途上，既向往功名又鄙视八股文，且因好引用古文和奇字，受到部分考官的抑制，致功名不偶，抑郁潦倒。他一生三次入都，四次参加礼部试，皆名落孙山。同治四年（1865）三月，赵之谦在京二度应礼部试，遭主试官以“经艺贪用纬书子史，致主司有不识之字三十余”而不第。三年后，1868年的礼部试，结果亦相同；同治十年（1871），已经被荐于入取之列的赵之谦朱卷，因有的考官认为后场考卷用的奇字、古字较多，主张再作研究之后才决定是否录取。位高权重的谭廷襄一听浙江卷中有奇字，立刻独排众议：“浙江卷用奇字，非赵之谦而谁？弃之可也，奚研究为！”
尽管赵之谦的人生多次跌入低谷，但他对艺术和经世之学的痴心从未改变。“参从梦觉痴心好”，他在逆境中，仍然想往成为“绩学大儒”。他工诗词、善文章、精于考证、擅书画篆刻。他纵横驰骋，勇猛精进。艺文的勃勃生气使他滋长出生命之喜乐，喜乐消融了生计之苦，他在同治三年从“悲庵”更号“无闷”，可见，心境已日臻平和，苦难之苦成就了乐境之乐，赵之谦对于苦难的安忍，逐步转化为对生命无常的无为、顺受。
同治二年（1863），与同道在京城埋首金石，晨夕无间，是赵之谦一生中颇为惬意的一段光阴。这年，赵之谦与挚友魏稼孙、胡澍、沈均初四人聚首京师，寻碑访古，赏奇析疑。他在年底刻了一方“终身钱”白文印，并在边款识以长诗，表达“囊中羞涩”“南望无家”的他挖到艺术“宝矿”后的欣喜。“即此是钱天亦许，任我终身轻取与。邻家富人闻盛举，急走来视筐及筥。妙手空空不知处，令彼一时神色沮。”他一向擅于以新通旧，此次京师之旅，是上天赐予他的厚礼，为他创造了书外求书、印外求印的最佳机遇。如此至宝，为其所用，真乃终身钱也。此段边款言语诙谐幽默，余音袅袅。
在其继子赵寿佺书《先考据叔府君行略》中记载：赵之谦“画则兼习南北二派，继而苦心精思，悟彻书画合一之旨，在于笔与墨化，能用笔而不为笔用……书法既进，更以篆与八分之意作画，神明于前人所立规矩，而画之技又精。”赵之谦可谓喜新不厌旧，且善于触类旁通，乃修道得悟境之高人。“悟彻书画合一之旨”“笔与墨化”，实现了打破书画二元、悟入纸上乾坤、大化流行之后的自出本色。他常出惊人之语，是为其探究新境之乐，听者震颤，如破三关。
赵之谦的此种乐境颇多，如《章安杂书》则九中，他曾论“书家之最高境”“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积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此中最高境，为其毕生所追，“古朴浑穆”之气，“非能以临摹规仿为之，斯真第一乘妙义。”其言“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颇似禅门所言无佛可作、无道可修者也。不修之修，是为真修，不学书而书，不能书而书，是为真书。此语一出，天机道破，后世可参。
东坡尝言：“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而赵之谦，于己“印外求印”之成就，更为得意。其在广为取法，融会贯通后，以“印外求印”之法创造性地继承了邓石如“印从书出”模式，开辟出一个前无古人的新境。他曾于印章边款刻下“为六百年来橅印家立一门户”“问摹印家能夺胎者几人，未之告也”等高标自诩之语。此类款识虽为豪言壮语，却颇得后人悦服。叶铭（1867—1948）在《赵撝叔印谱》序中曾言，赵氏既能“印外求印”，又有“印中求印”的扎实基础，“其措画布白，繁简疏密，动中规矱，绝无嗜奇盭古之失，又讵非印中求印而益深造自得者？”并最终能达到“二者兼之，其于印学蔑以加矣”的至高境地。
赵之谦在为友人所做“读有用书室”楷书额上有题诗：“君能读得有用书，吾生读书竟无用。行装万卷亦大累，且与蠹鱼设清供。”此时再读此诗，方悟“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