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瓷器中，“注子”是一种颇为流行的酒具。唐时“注子”还有另一形象称谓“偏提”，只是“偏提”之名不如“注子”之称流行。明代以后，“注子、偏提”始称执壶，如今执壶之称成为常规，而“注子”“偏提”之说，已销声不闻。
唐李匡乂《资暇集》记曰：“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这是“注子”之名称较早的文字记述。据此文字，太和九年时，宫中有恶“注子”之名者，于是改“注子”称“偏提”。
《资暇集》描述注子的形态为“若罂，而盖、嘴、柄皆具”。浙江德清出土的唐黑釉粮罂可与《资暇集》所记对照，此“罂”腹下部阴刻铭文“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十月十四日润州句容县甘唐乡延德里赵金妻任氏粮罂”。此件自铭为“罂”的器物造型为：侈口、束颈、鼓腹、平底，此器大概即李匡乂《资睱集》所言之“罂”。但既然称“注”，毕有不同于“罂”之处：“注”有流嘴可通液体，有柄（鋬）可执手倾注。北京故宫藏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北海王府郡夫人墓唐代越窑青釉注子、浙江省博物馆藏临安市明堂山唐光化三年（公元900年）钱宽墓定窑白釉注子等实例繁多，均可见唐代注子之形态为有流、有嘴、有鋬，束颈、侈口、鼓腹之器。与《资暇集》所记最为一致的是西安考古所藏西安市南效刘家庄村东古井出土的带“盈”字款的白釉注子，这件器物除具备上述特征外，又有器盖覆于注口之上，正所谓“若罂，而盖、嘴、柄皆具”也。
“偏提”虽为“注子”的异名，但与“注子”又不完全相同。《资暇集》文中所谓“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表明称“偏提”的器物较“注子”去掉了柄，装上了系。可是，宋代高承《事物纪原》的记述是“乃立柄安系，若茶瓶而小异”，此言“立柄”与《资暇集》之“去柄”虽一字之差，但意思相迥。如若究理，对照传世、出土文物及图画资料可知，唐宋之注水、注酒之器，先不论称谓是“注子”还是“偏提”，其形态基本以带柄、带流之器为主，所谓带系之器未见广泛流行，因此，宋代高承虽去唐日久，但其《事物纪原》所涉此项资料却十分可信。相反，唐李匡乂《资睱集》“去柄安系”之言很可能是古人抄书过程中的讹变。更何况，既然称“偏提”，还是一侧有柄（鋬）更符合词义，如此方不枉费了这一生动的“偏”字。
注酒之器的发明，大约与酿酒的历史不相上下。仰韶、良渚、大汶口、龙山、齐家等文化时期的若干陶质器，诸如壶、盉、鬶但凡有流、有嘴者都脱不了注酒盛酒的干系。商周时期，青铜盉、觥为盛酒、注酒之要器。青铜盉，以兽鸟之嘴为注酒之流，盉体上方作梁形系鋬，其形制功能与后世所称的注子类似，因此，一定程度上盉是注子的远祖。许慎《说文·皿部》释“盉”曰：“调味也，从皿，禾声”，盉乃调和酒、水之器。比盉较晚出现的“觥”，虽然礼制地位更高一级，但其基本职能也是注酒器的一类，只是容量较大、使用场景更为正式。
三国以后，出现一种体形较大、腹圆鼓、鸡形首、盘口、一侧带鋬（柄）的注水器，习惯上称鸡首壶，这种大容量的鸡首壶自三国至隋代历经了腹体由矮变高、鸡首（壶流）由短变长、壶口由盘形变喇叭形的过程。唐代以后，鸡首壶样器逐步式微。首次西风东渐传入的以凤鸟为嘴的所谓胡瓶流行开来，这种体高、腹大、翘凤嘴的胡瓶在唐代前期的茶事中一度发挥过重要作用。北方用胡瓶煎茶、点茶之际，南方的长沙窑、越窑等窑口，生产出一种肩上短流，腹侧长横柄的煎茶器，名曰“急须”。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湖南长沙市博物馆藏有出土的“急须”实物。宋诗“寄向仙庐引飞瀑，一簇蝇声急须腹”，说的便是这种物件。唐宋时与“急须”同期使用的另一种煎茶器俱为短流、厚胎带柄的茶瓶，此类茶瓶与“急须”一样与置火的风炉配套使用。彼时，又有点茶用的汤瓶，流较长，其形与酒注基本一致，但用途相迥。汤瓶一般置于方形或长方形的燎炉之上，煮沸水以点茶。北京故宫《春宴图》、台北故宫《文会图》及《十八学士图》、江苏江阴青阳镇宋墓出土石椁画像等均有茶瓶置燎炉中煮水的场景。
前文已述，“注子”称谓起于唐代。而后，因流行饮温酒的习惯，古人在注子的基础上配套安置了注碗又叫温碗。颈细而口小的“注子”本来就比敞口的尊、壶等易于保温，更何况套上了可贮热水的温碗。于是，酒中温度许久不散，甘醴膨胀，饮者血脉畅达，美至妙不可言。遂至文人骚客饮温酒成时尚。朱熹有诗“温酒正思敲石火，偶逢寒烬得倾杯”。严肃认真的朱熹得温酒尚且倾杯豪饮，更何况一般人等。朱熹的学生林用中道：“行到林间得残火，借它燃烬暖寒杯”。状元诗人姚勉亦曾有诗：“长记钓蓑披雪去，砖炉温酒煮溪鱼”。不过，真正喝温酒而呈无限洒脱之状的当推道士贝守一，其诗曰：“竹坞雪封云锁，地炉温酒添火。醉来拥被高眠，恁地有何不可。”冷意侵蚀之际，温酒而饮，大概是宋人酒事的常态。
注碗，较早出现于五代十国时期。北京西郊辽代统和十三年（995）韩佚墓出土的注子注碗属于较早有确切纪年的一例。发掘者据器之形状、特征等，定此注子及注碗为五代越窑产品，未越情理。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图最右侧几案上置注子和注碗，画面中部一侍女端来的托盘内也有一套注子和注碗。此见，南北两方都有使用注子注碗的实证。
宋代以后，注子注碗在宋人酒事中风行。北京故宫、台北故宫有汝窑莲瓣形注碗传世；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有若干注子注碗出土。这些注碗，以仰莲式、深腹、高圈足者多见，造型唯美，制作精良，见出宋人酒事之盛况。《东京梦华录》就此有专门记述：“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名著《营造法式》写到：“注子共高七寸，每高一寸即肚径七分，两段造，其项高径，取高十分中以三分为之。注碗径六寸，每径一寸则高八分。”《东京梦华录》《营造法式》分别从生活、生产两个角度证明了当时注子注碗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