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把酒持螯图》 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
作为我国传统佳节，重阳节是历代书画家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从历史上留下的一幅幅水墨丹青中，我们也能一窥重阳佳节传承至今的习俗。
《东篱赏菊图》：
满地风霜菊绽金
重阳节历来就有赏菊花的风俗，古人常在重阳节雅集，品酒赏菊赋诗。明代画家唐伯虎的《东篱赏菊图》，表现的就是这一情景。
谈到赏菊，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晋代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陶渊明种了一院子的菊花，每逢秋日，菊花盛开，附近的乡亲、远处的朋友常到他家赏菊。“今日送走西方客，明日又迎东方朋”，来赏菊的客人川流不息，常使他不能应时去田园耕作。后来，陶渊明灌园浇花时，常常对着菊花自语道：“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农历九月初九那天，菊花真的一齐盛开，客人们也都在那天来了。亲朋诗友望着满园金菊，都说菊有情，不负陶公栽培。
唐伯虎，名寅，明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兼具画家、书法家、诗人之身份。绘画宗法李唐、刘松年，融会南北画派，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清俊，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又称“明四家”。《东篱赏菊图》为唐伯虎35岁左右所作，图中青松翠柏，枫叶流丹，茅亭耸立，满地金菊傲霜怒放，争芳斗艳；陶渊明与友人坐于岩石之上，一边赏菊花，一边品香茗，侃侃而谈；一名童子正在辛勤地浇灌菊花，另有三人煮茶烹茶；前面怪石嶙峋，溪流潺潺，远处壁立千仞，峰峦耸峙，烘托出“悠然见南山”的诗意氛围。左上方有唐伯虎自题诗一首：“满地风霜菊绽金，醉来还弄不弦琴。南山多少悠然趣，千载无人会此心。”唐伯虎的书法源自赵孟頫一体，风格丰润灵活，笔墨凝重，俊逸秀拔；题诗格调高雅，烘托了画的意境，进一步点出主题。右侧有乾隆皇帝的御笔：“坐石高谈利断金，菊擎露盏涧调琴。重台莫认陶彭泽，诗画同斯别裁心。”这是乙酉（1765年）秋日乾隆帝步唐伯虎诗韵的和诗，既赞扬了陶渊明淡泊名利、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又称赞唐伯虎的诗画独具匠心。
《重九登高图》：
遥知兄弟登高处
唐代诗人王维17岁那年，由华山之东的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只身一人来到华山之西的京城长安谋取功名。重阳佳节，思乡怀亲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清代画家石涛根据王维诗意创作了《重九登高图》，向人们展示了登高望远的重阳风俗，可谓诗情画意，交相辉映。
早在战国时代，民间就有重阳登高习俗，汉代逐渐盛行，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唐代朝廷正式批准重阳为节令，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载：“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明清两朝，皇帝亲自到万岁山（即景山）登高祈福，皇后妃子则在故宫的御花园堆秀山登高眺望。明代史玄的《旧京遗事》记载：“万寿山俗云煤山，圣上重九日登高于此。”康熙皇帝御诗《九日幸景山登高》云：“秋色净楼台，登高紫禁隈。千门鸣雁度，万井霁烟开。翠拂銮舆上，云随豹尾来。佳辰欣宴赏，满泛菊花杯。”因重阳是“清气上扬、浊气下沉”的时节，地势越高，清气越聚集，“重阳登高，畅享清气”遂成民俗事象。现代人也认为，登高是一种有氧运动，能缓解视力疲劳，增加肺活量，强身健体，延缓衰老。
石涛15岁那年，明朝灭亡，父亲被杀，他被迫逃亡到广西全州，在湘山寺削发为僧，取法名原济，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老人等。他一生颠沛流离，晚年定居扬州，带着内心的矛盾和隐痛，创作了大量精湛的作品。石涛工诗文，善书画，其画山水见长，兼工兰竹。石涛的山水画吸纳历代画家之长，既继承传统的笔墨技法，又在师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注重从天地自然中汲取创作源泉，不落窠臼，极富创造性。
《重九登高图》画面宏阔，层峦叠嶂。远景奇峰凸起，倚天拔地，四面如削，云雾缭绕；近景山石嶙峋，景物突出，树木参差，松风吟啸。山岩之间，房舍俨然，两位高士品茗对坐，或为楚河汉界，或在谈经论道。该画作意境高远，观之犹如聆听一曲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交响乐。笔法流畅凝重，秀拙相生，笔简墨淡，极尽变化，山川的氤氲气象跃然纸上。画的左上方以古拙汉隶题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更显苍劲。左下落款有“余以范宽笔意写之”，说明此画风格传承宋代绘画大师范宽风格。
《把酒持螯图》：
菊留秋色蟹螯肥
重阳期间，螃蟹肉质鲜美、蟹黄肥厚，是食蟹的大好时节。清末画家任伯年的《把酒持螯图》，表现的正是重阳节的这一习俗。
重阳节品蟹可追溯到唐代。唐景龙二年（708年），唐中宗李显幸临渭亭，登高作诗，在诗序中写道：“陶潜盈把，既浮九酝之欢；毕卓持螯，须尽一生之兴。”李白的《月下独酌》云：“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在宋朝，重阳食蟹之风盛行。南宋权臣张浚宴请宋高宗，有一道佳肴便是将活蟹剖解后加调料即食，谓之“洗手蟹”。宋代陈造的《招郑良佐》诗曰：“重阳佳辰可虚辱，橙香蟹肥家酿熟。相过一醉犹待速，为君已约东篱菊。”宋人方岳“草卧夕阳牛犊健，菊留秋色蟹螯肥”的诗句，也令人印象深刻。元代戏剧家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曰：“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说明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重阳吃蟹的习俗仍绵延不断。明清时期，重阳食蟹更加普遍。清代诗人黄鼎铭的《望江南》有云：“扬州好，重九快我曹。联袂菊桥同访艳，振衣松岭更登高，沽酒晚持螯。”
任伯年，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人。任伯年与吴昌硕、蒲华、虚谷并称“清末海派四杰”，画作以人物和花鸟为主，擅长写生，画风融会贯通诸家之长，吸取水彩色调技法，勾皴点染，线条简练沉着、潇洒有力，格调清新，意境深远。
《把酒持螯图》为任伯年于1882年创作而成，他继承了中国民间绘画色彩艳丽、对比强烈的特点，同时借鉴西方绘画中的冷暖色调，把各种鲜艳的色彩放在统一的色调中，强调和谐，又运用西洋画的白粉来减缓鲜艳色彩的对比关系，形成了艳而不俗的风格。画面中几只煮熟的螃蟹，色红似火，一旁的酒壶颜色暗青，衬得螃蟹愈发鲜美；篮中盛开的黄菊、白菊，在暗赭色篮子与黑色菊叶的映衬下，更显怒放身姿。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政协文史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