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艺术发端于北凉时期。在我国众多石窟艺术中，莫高窟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这与它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遗存是分不开的。其声名与地位早已超越宗教与艺术领域，成为闻名世界的文化盛地。莫高窟作为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正在源源不断启迪当代各艺术领域——绘画、雕塑、舞蹈、服饰等创作新风向。由于敦煌多文化汇集交融的地理位置与千年发展历程，敦煌艺术必然受到多种文化影响。无论是建筑、绘画、雕塑，都可见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时代、民族、地域的异域文化的元素。这里单就建筑试述敦煌艺术中的异域元素。
一、地理因素对莫高窟艺术的影响
敦煌地理上的交汇点性质，也必然成为文化的交汇点。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古代以畜牧业为主，汉代以来，武帝置河西四郡，中原农耕文化开始沿河谷绿洲向西延伸，加上丝绸之路开通，河西地区便成为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河谷绿洲地区适宜的地理条件，加上汉代大规模移民，使农耕定居成为该地新的生活方式，河西地区遂接受了中原定居文化影响。在两汉三国时期，汉文化逐渐成为该地文化核心组成部分，但同时也保留着本土游牧文化的一些特点，加上由丝绸之路带来的西域文化，在这里产生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局面。至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陆续有五凉（前凉、南凉、北凉、西凉、后凉）政权在此建立，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形成多民族融合的丰富昌盛的凉州文化。
在我国西北各族人民文化交融的基础上，佛教传播还带来了来自西方印度，犍陀罗地区各历史阶段，各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从两汉到魏晋，这里汇流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与来自西方的宗教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敦煌艺术逐渐把南方和北方、中原和西域、外来影响和民族传统融合为一体，留给世人丰富的艺术宝藏。
敦煌艺术中的建筑，指历代僧人与供养人开凿的石窟，是佛教建筑之一种。石窟最初是印度佛教的一种建筑形式。佛教僧侣们为了求得佛法，提倡避世隐修，因此选择远离人迹的山野，在山中寻找巨石开凿洞穴，即石窟。公元前后，丝绸之路带来经济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交流。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也就沿着商道东传。佛教石窟（也有非佛教石窟）于是与佛教一起向东传播，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入中原腹地。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是印度佛教进入中原的入口。
二、早期石窟的建筑形式
关于敦煌莫高窟的最初开凿具体年代，还没有可考定论。其中第268窟与272、275窟称为北凉三窟，为公认最早开凿的洞窟。据传是一位法名乐尊的僧人在敦煌开凿了第一个石窟，可能就是第272窟。自此敦煌开始了长达千年的石窟营造，慢慢形成了我国境内最著名和最重要的石窟群。经统计现存有大小700多个洞窟，其中有492个洞窟中存有壁画与雕塑。共存有2000多身完整塑像和4万5千平方米壁画。
莫高窟的异域特色在早期表现尤为突出。这个时期跨度大约有200多年，从现存最早的北凉洞窟至隋朝统一南北，即公元366年（传乐尊开窟之年）至585年左右，也就是历史上的北朝。北朝时期，敦煌经历了北凉、北魏、西魏、北周等几个不同政权的迭代。不同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有所不同，既有过崇佛之风，也有过灭佛之举。统治者态度左右着莫高窟艺术的发展。其中北魏孝文帝的太和改制给敦煌艺术带来的改变最明显直接，敦煌艺术在北朝太和改制后赢得了长足发展。早期开凿的洞窟有36个，都或多或少保有异域文化的元素，石窟因佛教从西向东，从不同时代开凿的洞窟形构可以看出，建筑从西域风格向中原风格的转化。表现出中原汉文化与异域文化结合的痕迹。
敦煌石窟建筑形构分几个类型，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等。就窟顶的形态来分，有平顶、盝顶、人字披顶、类穹窿顶、复合人字披顶、覆斗顶等。从平顶到覆斗式顶，其间就是文化融合带来的变化。早期洞窟以平顶、盝顶、类穹窿顶为主，北魏时期出现了覆斗式石窟。
三、早期石窟中的印度与犍陀罗风格
早期洞窟中，禅窟是很重要的一种。禅窟在古印度叫毗诃罗窟，毗诃罗窟即僧房窟，是僧人用来坐禅修行以及日常起居的空间。敦煌的禅窟形制现存仅268窟、487窟、285窟。
以268窟为例，其窟平面图呈长方形，主室进深纵长。窟顶为套斗平綦顶，后壁也就是西壁开圆券龛，内供主尊交脚佛。南北两侧各开拱形小禅室共四室，初以白色粉墙，现在所见墙上说法图与千佛图为隋代重修时绘制。小室编号为267、269、270、271窟。小室仅容一人坐禅。这种以一个长方形空间主室配两侧小禅室的设计，还是明显的外来形式。紧邻268窟的272和275窟，分别有观像和礼拜的功用。“禅观”是一种西域引进的修习方式，即先观像，然后坐禅，两种方法还可交替进行，以求达到长时间的修习。据传最早由西域僧人昙摩蜜多带到敦煌，后演变为多人坐禅同修的方式，如268窟的四人坐禅同修。同属北朝时期（西魏）的第285窟也属禅窟，同样采取集体坐禅观像的空间设计，比起第268窟，该窟禅室增加了一倍，为一窟八禅室，可能有8个人同时观像坐禅。
第268窟内佛龛和小禅室都采用拱顶样式，拱顶是犍陀罗、以及当时西域诸国常见的建筑门廊样式。关于这种样式的西域建筑，我们从第323窟北壁壁画描绘汉使张骞出使西域见闻中，就可见到。这些图画中绘有多处西域风格的建筑，如大夏国的方柱形拱门佛塔，以及张骞路上所见西域城堡，建筑形制都类似这种风格。在一些经变画中，也可见到西域建筑的出现，如第217窟内的《法华经变》。经变画本是佛教进入中国后才出现的内容，但故事的地理背景，仍然是异域的。第103窟中同样出现了西域城堡建筑，这些建筑都与中原汉风大相径庭。北凉三窟的第272窟中的小禅室、佛龛也都是这种拱门式，与西域建筑如出一辙，与中原地区木质结构建筑门廊样式相去甚远。这种风格与平地上的木质建筑差异，当然也有凿山而建的石质建筑材料的限制因素。
第275窟也是主室纵长狭小，平顶，后壁供交脚佛一尊，南北两壁上部有小佛龛。整体上与第268较相似。窟内上部墙壁小龛的交脚菩萨头部两边，各有一胁侍菩萨，手拿拂尘，姿势比较活泼，主尊两侧各一狮子，都带有非常鲜明的印度风格。
第268窟、272、275窟可见早期窟形几个突出特点：一是空间狭小而朴素，二是平綦顶、三是窟内再凿小禅室（或小龛）、四是拱顶门，均有浓厚的异域之风。
早期石窟建筑的另一种样式为塔庙式，即中心柱式。此种窟形由印度的支提窟发现而来。支提窟是古印度佛徒用来礼拜的空间，礼拜者可以绕着中心塔巡礼。支提窟与毗诃罗窟有时互相配套。由支提窟而来的塔庙中心柱式洞窟，在北魏大量发展，窟主室后部凿建中心塔柱，由于塔庙式石窟内部空间较大，塔柱也有支撑屋顶的作用。塔柱四周凿龛造像，正面为一大龛，余三面为两层龛。柱身上贴影塑。在塔柱前面的窟顶凿建人字披屋顶。塔庙窟仍能满足于僧人“入塔观像”的禅观修行。北朝时期塔庙窟盛行，这种形式随着中原文化影响的加深后渐渐变化并消失。北朝共凿有16个塔庙式洞窟。248窟、254窟是该形制中有代表性的案例。
第254窟可见主室较后位置一方形塔柱，由塔柱把主室分为前后两个空间，较大前室可用于信徒集会，后部则可供僧人绕塔礼拜。塔上开凿佛龛。正面一大龛，其余三面皆有上下两层较小浅龛。该窟内各佛龛仍为拱形，塔柱的东面正龛，有葱头形龛楣，刻画龛楣及龛楣的葱头形状，以及葱头形状内填充的火焰纹，也是源于印度的一种建筑形式的变体。
中心塔柱式是敦煌早期石窟最常见的形式，但也有汉式风格的覆斗室出现，如开凿于西魏的第249窟，是早期覆斗室。此窟为单室，平面为方形，窟顶覆斗式，即中间为藻井，四面披形的倒扣斗形。第285窟窟顶也采用覆斗式。这些早期洞窟的风格都是不同艺术风格交融的明证。
除了建筑本身，莫高窟早期壁画中绘制的建筑，也体现着异域文化的影响。除了有上文所说张骞西行见闻壁画中的西域诸国建筑，还有由犍陀罗而来的希腊风格，如268窟内主佛龛两侧的柱头即是希腊爱奥尼亚式柱头。敦煌艺术当然不可能受到遥远希腊的直接影响，但希腊化时期，其文化影响曾远达印度，希腊造型一定程度上促成犍陀罗艺术的形成。这种爱奥尼亚式柱头在壁画中出现，显然是犍陀罗艺术东传留下的印记。也就是说，敦煌早期壁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犍陀罗的样式。
敦煌艺术的异域风格，除了建筑以外，更多表现在雕塑和壁画上。特别是人物的衣着与某些器物，以及早期朴拙的画风。这里只从建筑形式上加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