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吴昌硕之后，马衡成为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上他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担任故宫博物院的第二任院长，在中华民族国宝文物的守护中他付出了怎样的辛劳？他与民国时期活跃在北京学界的顶尖学者马寅初、马一浮、马叙伦以及马幼渔、马叔平等同为“浙江群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传承：坚守“失落”的金石传统
清末民国时，由于现代西学的介入与自然科学学科意识的高扬，金石学这类辐射范围极广并涵盖了大量的文字、文献、考据、经史、哲学等方面的中国传统国学综合体逐渐被分化、消融、肢解，甚至渗透、细化到各个现代学科，如文献学、文字学、古器物学、鉴定学等等。传统文化逐渐不受重视的时代背景下，马衡的坚守尤为显得难能可贵。
马衡从小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6岁时其父马曙光在家中设馆，马衡即随父亲读书，接受私塾教育。18岁时经历县试、府试、院试，考取秀才功名，随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并于1901年毕业，时年仅20岁。他嗜好经史、金石诸学，从少年时起就常在“天一阁”藏书楼借阅图书自学金石学，苦习书法，勤工篆刻，多年来笔耕不辍。
马衡的“坚守”不仅仅体现在他长年累月地坚持广集文物、古籍与碑帖、拓片，为自身打好学识基础上，还体现在他认为应坚定“保存国粹、倡导国学”的理念上。1922年，马衡受聘开始担任北京大学金石学课程导师，传道授业解惑，进而根据讲义稿整理编印《中国金石学概要》；1947年，接任西泠印社社长，更为旗帜鲜明地“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从宁波、杭州再到北京，马衡一直在努力着并且尽可能地寻找、传承和守护在“西学笼罩”“兴办实业”大风潮下逐渐“失落”的传统文化。
守护：故宫文物大迁移
马衡对传统文化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故宫文物的守护上。梳理马衡入故宫任职的相关材料，他的任职经历如下：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曾兼任临时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1929年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直至1952年离职。”
马衡于故宫博物院供职约27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最为突出的功绩之一是：1934年至1949年战乱期间，有力地组织了故宫博物院文物大迁徙工作和迁徙文物的维护工作，以及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主持恢复故宫博物院与西迁文物返归工作。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青年读书论坛（第十九期）》这样评价抗战期间的文物迁移：
“想讲一个观点，关于皇家收藏，不能简单说哪个珍贵哪个不珍贵，而是要看到它们在整体上反映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抗战时期的文物南迁，固然是因为这些东西珍贵，但还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些文物下决心保护下来，就说明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不屈不挠的决心、信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北平也不安全。处于民族危亡之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在文物安全的态度上空前一致，认为应早做准备，必要时应将故宫文物搬离危险区域，找个安全地带保存。于是马衡与其他院领导当机立断，将文物清点装箱，并动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运输文物，实现故宫文物南迁。这批文物数量巨大，马衡曾在抗战胜利后回忆：
“日本人占领我东北以后，北平的屏障完全失掉。政府对于华北的防务，积极准备，同时令故宫博物院，选择文物精品，装箱准备南迁。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挑选了一万九千箱。”
这一万九千箱文物的南迁过程也并非一路顺利，他们先是安全到达了上海、南京。但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告急，马衡等人就将这些文物又分成三批向西辗转迁移：
“80箱文物走‘南线’，经长沙、贵阳，1938年抵安顺，1944年12月接运到四川巴县；
“7286箱文物走‘北线’，经宝鸡、汉中、成都， 1939年7月抵峨眉；
“9369箱文物走‘中线’，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 1939年7月抵乐山。”
故宫文物西迁途经多地，回归北京时却无一损坏。这一护宝抗战壮举，不仅是中华民族国宝之幸运，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文化保护过程中的展示。
1948年底，平津战役敲响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丧钟，濒危之中的南京政府不断来函来电催促马衡挑选故宫真品文物抢运至台湾。马衡一面答应要执行命令，一面能拖则拖。清点文物以造册，装箱小心求安全，皆被他用作耗时需长的理由：
“1949年1月8日马衡复欧阳道达电稿：台库未觅妥，三批缓运，并转达杭理事。”
马衡“以拖待变”的策略由以上电报可知一二。直到辽沈战役结束，故宫文物还是一箱都没有运出北平，而南京的分院却有约20万件的文物精品被运往台湾。
因此，同样是迁移故宫文物，马衡在对待这件事情时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对外：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确立，全民抗战，马衡积极主持故宫国宝迁徙避难，并于七七事变后及时将文物西迁贵州，不仅计划周详，还尽最大努力保全了文物的完整性；对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坚决反对国宝迁台，与南京政府巧妙周旋，最终将大部分国宝文物留在大陆，坚定地守护了中华传统文化之血脉根基。
传播：伦敦、莫斯科展览
马衡的功绩不仅仅在于积极保护文物上，还体现在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方面：
“在严密典守制度的保障下，故宫人没有忘记博物院的文化使命。1935年6月，上海招商码头，那志良等数位故宫人带着700多件南迁文物精品登上了英国‘萨福克号’远洋舰，远赴英国举办故宫文物展，这是迄今为止故宫博物院最大规模的出展。”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文物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在国外展出。该展览不仅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数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在抗战背景下鼓舞了国人士气、提振了民族精气神。展览规模空前盛大，展出效果也十分喜人：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组织的中国文物展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展览会，展出了大量的中国精美文物和图片，在伦敦引起轰动。展览历时九十八天，约有四十余万人观看了展览。”
展览的举办方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英国本地的收藏家也提供了很多展品。这次参观展览的人数之多，甚至“创了英国举办展览的一个纪录”。
对此次国际展览，故宫博物院十分重视，专门成立故宫文物展审查委员会小组，书画部聘请包括陈定山、吴湖帆、徐邦达、王季迁等在内的11位审查委员，负责选择审定展出作品。另外，1939年部分文物还远赴苏联莫斯科展览，由马衡的学生傅振伦负责护送：
“1935年，他随代表团护送故宫文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北平沦陷后，他转至抗战大后方，从事故宫西迁文物的管理和保护工作。1939年，故宫古物到莫斯科开展览会，他再次负责护送古物的任务。”
1939年苏联莫斯科的故宫文物展览会虽然没有1935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影响广泛，但二者同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它们的意义在于不仅扩大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还树立了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让世界在增加对中华传统文化了解的基础上，增加推动世界和平的力量。
马衡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体现在他的学术态度与艺术理念上。作为西泠印社社长，“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立社宗旨，正与他自身千辛万苦护卫故宫文物的精神一致。而故宫文物的迁与不迁，体现了马衡对自身信仰和价值观的坚持。海外文物交流展览，与马衡的积极推动息息相关，这是战时鼓舞士气的有力举措，也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所在。
文物不可再生，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血脉。我们在马衡身上看到的，是朴素的爱国主义热情，是沉潜敦厚、坚韧不拔的传统士大夫精神，是足够的意志力以及百折不挠的信念，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守护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