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枝大叶荷花（国画） 1980年 刘海粟 刘海粟美术馆藏
刘海粟的《粗枝大叶荷花》、张方白的《七鹰图》、周春芽的《瓶中梅》……近日，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展的“中国表现2023”展览汇聚20多位艺术家的50余件艺术作品，展览中既有刘海粟、林风眠、关良等前辈艺术家的探索，也有近年来许江、周春芽、谭平、张方白、周长江等艺术家在表现性艺术创作上取得的重要成果，这些作品虽然内容和题材各有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强调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国性”，在众多的艺术样式和风格中突出“中国表现”。
“中国表现”艺术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众多留学或者游学海外的艺术家在向西方艺术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向内而行、从中国传统艺术和哲学精神中汲取养分，遵循蔡元培先生的“择中西之精华而取之”的理念，形成自我的艺术思想和创作风格。
以此次展出的代表艺术家为例：林风眠重新阐释了“西洋之所长”，发展了表现主义的“融合主义”，是“中国表现”艺术当之无愧的先驱和代表。刘海粟在创办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美术学校时发出“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的宣言。他提出“冲决一切罗网”的口号，并一言以蔽之：艺术是生命的表现。在艺术上，刘海粟一贯致力于融合文人画和后印象派的主体表现性，其后期泼墨泼彩画尤其呈现出鲜明的“表现”的特质。关良则是将中国传神写意的审美原则与西方现代艺术理念巧妙融合，通过夸张、稚拙的手法以形传神，使传统的戏曲艺术形式和表现性绘画语言发生内在的契合，成为“中国表现”艺术的早期重要代表。
顺应先辈艺术家在表现艺术上的探索和实践，在20世纪初德国表现主义、1950年代美国表现主义和1980年代德国新表现主义影响下的“中国表现”当代艺术群体，在普遍吸收西方表现主义精华的同时，不约而同地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寻找精神内核和表现语言，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就了表现艺术体系下的不同个体的风格化创造。“中国表现”的群体艺术家建立了一个不同于西方艺术的体系，成为一个具备学术性、系统性的艺术流派，
在众多的艺术样式和风格中为什么突出“中国表现”？在此次展览策展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看来，从现实的层面上来看，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有表现性艺术中蕴含的力量才能匹配这种巨大的变化。历史表明，重要的表现主义运动往往伴随着时代的更替和国家的崛起。1950年代的“美国表现”是美国兴起的标志，1980年代的“德国表现”是德国强盛的信号，21世纪的“中国表现”将助推和见证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从艺术的层面上来看，表现与写意既相似又不同，可以视为中国艺术传统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论从现实还是艺术的层面上来看，“中国表现”都契合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院教授许江认为，就本质而言，“中国表现”不是一个流派、风格，而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中国表现”不仅是一种视觉表现，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作为艺术现象，它以放逸的挥洒与写实绘画拉开距离，又以强烈突兀的造型与抽象绘画相区别；作为方法，它蕴蓄在各种强调主体精神的艺术之中，进行内在而强烈的表达；作为气息，它代表着从流激荡、任意东西的精神气质，又始终与中国传统艺术保持相互照应的关系。中国人的精神中本身就具有表现的基因和倾向，“中国表现”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中小桥流水的写意风格，它是与西方表现主义的缘起与发展脉络相呼应，承载着民族与社会的磨难，具有关怀、放浪和沧桑感。许江提出了“中国表现”的三种方法论特征：第一，“中国表现”蕴蓄着一种特殊审美的力量，这让直观性的绘画收获了批判性力量；第二，“中国表现”有一种博大的历史关怀和社会感知；第三，“中国表现”有一种强烈的视觉意志，使绘画等艺术创作超越了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本次“中国表现2023”展正是在此精神指导下，经各方资源整合、多方力量集结后的联合大展。
“刘海粟先生一生推崇艺术的表现性，本次展览在刘海粟美术馆展出也具有特殊意义。”刘海粟美术馆馆长鲍薇华说，展览通过20余位“中国表现”代表性艺术家50余件作品所蕴含的中国精神和文化价值，尝试勾勒出“中国表现”的历史脉络、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深度诠释艺术家们为探索艺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做出的前赴后继的努力。
如果说此次展览回答了“中国表现的风格定位是什么”及“为什么是中国表现”的问题，那么，如何建构“中国表现”的理论体系？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艺术赋予了“中国表现”的根与灵魂，使“中国表现”必将在世界艺术史上留下重彩的一笔。而当下，“中国表现”正站在历史的拐点上，正在呼唤一种兼容现代性与中国性、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新美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