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什么？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她是“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在中国学者的笔下，她曾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策源地；在海外学者的笔下，她曾是经济全球化早期吸引白银资本不断涌入中国的根本所在。而樊树志先生的新著《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江南的大门：这里，还曾经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城市化的早期城市化之路。
现今旅游者们所看到的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古镇，只是明清以降江南市镇的硕果仅存者。这里曾经一度引领时代潮流，带动了社会的变革。
樊树志先生撰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把这些江南市镇曾经拥有的内容，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再现它过去辉煌而真实的各个方面，而非空发思古之幽情。在《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一书中，作者以大量经济数据作为支撑，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讲述丝绸业、棉布业等各种类型的江南市镇。与此同时，作者念念不忘的是，这些江南市镇深厚的文化积淀，那一脉流传的鼎盛文风，也是作者着意强调的江南特质。樊树志先生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蓬勃发展，缔造了辉煌的经济和文化业绩。
“十里山塘尽丝绸”
北宋诗人张俞在《蚕妇》一诗中写道：“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此诗意在批判封建社会对底层群众的剥削，而本诗背后的经济意蕴则是：江南市镇的基础奠定于宋代，宋代的农业革命与商业革命，以及“苏湖熟，天下足”局面的出现，为江南市镇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
太湖流域素以栽桑养蚕闻名于世。据《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记载，太湖流域各州的贡品，以丝绸居多。到了宋代，又进一步地发展，官营的杭州织锦院云集了两浙各地的能工巧匠，雇佣工匠达数千人，有织机数百张。私营作坊更多，能织造白编绫、棉席绫、素罗、花罗、缬罗、纱绢等。值得注意的是，蚕桑已经在农家经营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进入明代，蚕桑业、丝织业不仅产量、品种有所增加，产地和从业人员也日趋扩大，农家经营中出现了蚕桑压倒稻作的趋势。这与明代洪熙、宣德、成化、弘治以来，丝织业由城市向乡村推广有很大关系。农家除了栽桑养蚕外，还兼营丝绸。富裕人家雇佣机工，贫穷人家大抵自己缫丝、自己织造绫绢。这对于丝织业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对于农家经营的多元化也是很大的促进。因此，以湖州为中心的蚕桑地区的丝织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樊树志先生认为，导致蚕丝业向乡村推广的重要因素是市场的影响，无论是桑叶、蚕丝，还是绫绸，都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由于市场需求量大，桑、丝、绸的经济效益比一般农产品要大得多，农家以此类经济作物为重也就不稀奇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以蚕桑为主、稻作为辅的多种经营，不但经济效益明显，而且生态保持了平衡，有益于生产优质蚕丝。书中也以明末清初湖州琏市沈氏所撰《沈氏农书》，以及清初嘉兴府桐乡县人张履祥所撰《补农书》为例，体现了嘉兴、湖州地区农家经营的普遍状况，带有商业性农业的多种经营特色，反映了明末清初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实际状态。
“湖丝遍天下”
这些地区蚕桑经营发展到如此专业化的程度，使得其他地区无法与之匹敌，因而有“湖丝遍天下”或“吴丝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地区的人，对于此种现象充满了羡慕之情，但又百思不得其解：其他地区何以不能取而代之？樊树志先生指出，栽桑、养蚕、缫丝对于气候、水质要求甚高，丝织工艺有它的长期传承，不是想推广就可以推广的。江南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是别的地方难以移植、复制的。因此，从明代一直到清末民初，江南出产的生丝及丝织品，依然在国内外市场独领风骚，出口的生丝依然是湖州的辑里丝一统天下。
农业经济的这种结构性变化，促成了太湖东南蚕桑地带“近镇人家多业机杼”的倾向。在濮院镇和盛泽镇等地，农家的经营重心已由纯农业转移到蚕桑与丝织，而农田耕作却被视为副业，因无暇顾及，常常雇佣石门、桐乡等地农民来“种跨脚田”。采用这种经营方式的农家，已经迥然不同于一般农家。
而在生丝和丝织品的流通过程中，太湖周边市镇的集散功能与市场机制，起着特殊的作用，为世人所瞩目。大批丝绸业市镇分布于太湖东南面不大的扇形地带，星罗棋布，使其迅速趋于城市化，这在全国其他经济区域中是罕见的，从其分布密度就可以看到，这些市镇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活力。它们之间联系密切，人流、物流从不间断，构成充满活力的丝绸业市镇网络，向各地市场辐射，形成了“湖丝遍天下”的局面。
衣被棉絮暖天下
除丝织业外，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也是支撑其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核心产业。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棉花最早种植于印度，以后由陆路与海路传入中国，然而长期停留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原地区并无影响。真正传入中原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并且对江南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则是在宋代以后。
谈到棉花在江南的引进与推广，不能不提到乌泥泾镇与黄道婆。棉花的引种虽然早于黄道婆的到来，但任何一种作物的引种，必须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才具有生命力。在黄道婆之前，乌泥泾人的纺纱织布技术相当原始。黄道婆从海南岛的崖州回归故里，带回了当地黎族先进的纺纱织布技术，并教授乌泥泾乡民织造海南特色的“崖州被”。一时间，乌泥泾镇生产的被褥带帨以其品质精良、花色艳丽而成为远近闻名的畅销品。这个先前贫困之乡很快走上了家给人足之途。乌泥泾镇引种棉花、从事棉纺织业所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很快影响到附近地区。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由乌泥泾镇推广至上海县、松江府全境，再传入嘉定、太仓、苏州一带。
从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棉花种植超过了传统的稻米种植，即学者们所说的棉作压倒稻作。另一方面，棉花的种植以及对棉花的深加工纺纱、织布，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经济收入日益超过粮食作物，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当地人所说的“田家输官偿息外”“其衣食全赖此”，意思就是农家的支出及维持生计，完全依赖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这种“以织助耕”，不同于传统小农经济的“男耕女织”，它已被商品经济所渗透，与市场产生密切关系，而且成为农家的主业。
经济腾飞有双翼
无论是丝绸业市镇还是棉布业市镇的发展，都遵循着一条明显的经济发展路径。即进入明代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日益深入农村，促使农家经营出现了明显的商品经济模式。这种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倾向，集中体现在传统的蚕桑经济与新型的棉作经济，带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专业化与市场化，经济效益明显增加，导致农业结构发生变化——蚕桑压倒稻作、棉作压倒稻作，从而改变了先前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农业结构，而代之以与商品市场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栽培，以及与加工经济作物相关的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早期工业化”。
樊树志先生指出，在长江三角洲市镇网络中，棉布业市镇与丝绸业市镇遥相呼应，构成本地区经济腾飞的双翼。市镇的基础在四乡的农村，与四乡农村的产业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与四乡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四乡农村的早期工业化或乡村工业化，以及乡村或市镇居民的家庭手工业的专业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发达的市镇网络，使各个市镇连成一体，产生密切的经济联系。例如盛泽镇，它的周边地区盛产丝绸，吴江县所产的吴绫久负盛名，但它并不以县城为集散中心，而是以盛泽镇为集散中心。南浔镇是湖丝的集散地，当地有两句名言：“湖丝遍天下”与“缫丝莫精于南浔人”。而棉布业市镇则是沟通棉纺织个体生产者、手工业作坊、棉花棉纱棉布牙行、外来客商，以及各地市场的联系渠道与商品交易中心。这些市镇主要集中于松江府、苏州府及其周边地区。从明代中期起，它们就以引人注目的姿态，和各地市场连成一体。江南棉布号称“衣被天下”，名副其实，因为它不仅远销全国各地，而且还出口海外，被人们称为“土布出洋”。
“一日贸易数万金”
近代以降，棉布业市镇和丝绸业市镇，面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境遇。
晚清以后，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走向衰微。原因其实很简单。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机器与工厂化的棉纺织业，而中国的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依然停滞不前。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棉布的出口几乎绝迹。在洋纱、洋布的映衬下，中国乡村手工生产的棉纱、棉布，便被称为土纱、土布，失去了竞争优势，从先前中国“土布出洋”的格局，一变而为洋纱、洋布在中国市场倾销的格局，江南棉布业市镇逐渐衰微。
而丝绸业市镇，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明中期以来，辑里丝畅销于海内外，国内广东、潞安、南京、杭州、苏州等地著名丝织业中心生产的高档绸都以辑里丝为原料，辑里丝又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要牟利商品。康熙以降，辑里丝成为广州出口生丝的大宗。上海开埠后，上海成为辑里丝出口市场，号称“一日贸易数万金”。明清两代南浔镇成为湖丝（辑里丝）的主要集散中心，五口通商以后，湖丝经由上海洋行（洋庄）出口，南浔镇开风气之先，贸易量巨大。吴江县一向以出产丝绸而著称，“蚕桑盛于两浙”，震泽镇是丝业中心，盛泽镇则是绸业中心。
樊树志先生指出，这些江南市镇都各具特色，各自拥有特色产品，但并不闭塞，而是互相沟通，形成一个丝织业生产与交易的网络，与全国市场乃至海外市场连成一体，在多层次的丝绸市场上始终居于领先地位。苏州、杭州、湖州这些号称“丝绸之府”的大城市，如果没有它们周边星罗棋布的丝绸业市镇作为腹地，那么它们势必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些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必然带有强烈的商品色彩、市场色彩，迥然有别于传统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使得它截然不同于乡村，也不同于作为行政中心的府城、县城，更具有时代的特色与生机，体现出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
“太平洋丝绸之路”
在樊树志先生看来，这些江南市镇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而且远销世界各地，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这样说，并非夸张，而是历史的本身。正如作者多年前所言，这些江南市镇承载着传统与变革两个方面，或者说，传统的一面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革。
而这种变革产生的根源则是16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初始发展期，但是直到18世纪，清政府负责对洋事务的官员对此有些许的认识。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一个奏折中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卖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万两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至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这段奏折上的文字，至少透露出如下的信息：当时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其购买的主要商品为湖丝和绸缎；这种贸易量价值不菲，甚或可以达到百万两；这批丝货是由江浙等地商人贩运到广州的。
结合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樊树志先生认为，丝货贸易主要来源于两条重要的商路。1557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那里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商埠，成为晚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渠道。1580年，澳门进入了黄金时代，它成为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群岛后，联系美洲与亚洲的贸易成为其关注的焦点。1580年以后，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为以生丝、丝织品、瓷器为主的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向墨西哥的航路，此后200多年中，“马尼拉大帆船”声名远扬。据海外学者研究，这种横渡太平洋、沟通菲律宾的马尼拉与墨西哥的阿卡菲尔科的大帆船贸易，把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美洲，因而被称为“太平洋丝绸之路”。
人人尽说江南好
在“太平洋丝绸之路”的驱动下，大量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当然，作为丝绸和棉布产地的江南地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巨大的经济活力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增强了当地的文化凝聚力，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中心，向人们呈现色彩斑斓的早期城市的魅力。
樊树志先生认为，明代中期以降，江南市镇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商品和货币的集聚，造就了江南市镇的“黄金时代”。这里也因之出现了财富集中、贸易繁盛、人才荟萃的经济中心地。潘尔夔在《浔溪文献》中云：“圜阂鳞次，烟火万家。苕水碧流，舟航辐辏”。四乡的人群向这里集聚，形成日趋庞大的聚落。
繁华的市镇经济催生市镇文化的发展，而在封建社会，文化勃兴的表现之一就是科举的辉煌成就。太湖南畔的南浔镇，在科举方面也颇引时人瞩目，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个镇出了七名进士。清人范颖通在《研北居琐录》说：“前明中叶，科第极盛，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成书于道光年间的《南浔镇志》则一语道破个中玄机：数百年来，该镇“人文蔚起，阛阓纷屯”。换言之，伴随着明代江南市镇的日渐勃兴，这一地区的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明清时期，科举的极盛，既是江南市镇文化繁荣的注脚，也是这一地区文化走向繁盛的推动力。正如樊树志先生在书中所言，“从大传统视角考察江南市镇，人文蔚起，科第兴旺，是毋庸置疑的，犹如它在经济上领先于全国各地那样，在文化上也独领风骚，遥居全国之首位。”那些沿河而建的民居商铺，那些蜿蜒曲折、错落有致的高墙深院，那些至今仍让人流连忘返的江南园林，无一不在默默地述说着几个世纪前，这里曾经的辉煌。
（作者：张 博，系成都体育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