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村（国画） 97×137厘米 1979年 周抡园
中国画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长期存在着地域、传承、画派和艺术风格的稳定格局。但伴随着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现代性思潮和社会性变革，中国画坛原本稳定的思想体系和画派格局在巨变中迅速瓦解、重塑、新生，尤其是抗战期间、民族存亡之际，与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层面的现代性诉求同步，中国画领域对现代性转型的探索也在历史的车轮推动下，与巴蜀地区产生了转折性的重要联系。
风从何处来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随着巴蜀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战略转移地，无论是艺术行业的战时聚集、民族性与现代性论争、本土西行与写生运动，抑或全球化格局下东、西方观念的碰撞，巴蜀在为20世纪中国画坛的语言变革提供独一无二的地理场域的同时，20世纪也为巴蜀中国画坛的结构性重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语境。
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伴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人才的流动，巴蜀地区现代教育的兴起、抗战时期的高校南迁、解放区文艺群体的南下和新中国西南美术专业院校的学科建设，都毋庸置疑地促进了20世纪巴蜀中国画坛从思想体系到人才结构的重塑。
在中国画坛的入蜀潮中，除了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等大批中国画名家曾短暂留寓巴蜀，用对巴山蜀水的观察感悟修正着自己的绘画实践，亦左右了20世纪中国画的变革探索之途。还有一批艺术家随时代之风而来，将自己的艺术种子永久地落于巴蜀大地的土壤之中，形成独特的“风种”现象——一批年轻的中国画家会集于此，将各自的文脉汇合为近现代巴蜀中国画的时代新风。
所携为何“种”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觉醒自强的时代浪潮中，一批年轻的中国画家随着风潮而来，在巴蜀大地上耕耘一生。他们中有的受过新式的艺术教育，有的出师于民间传承，有的锻炼自革命队伍；他们的笔下有的浸润着北方画派的雄浑，有的沾染了中原画风的刚健，有的裹挟着江南笔墨的雅丽，最终他们如风吹来的种子，在巴蜀大地上落地生根、发芽结果。
1899年出生的河北人周抡园，毕业于北平艺专，1937年避难入蜀后长期在成渝两地多校任教，其自编的教案丰富详实地阐述了中国画的内核价值和笔墨意味，并且积极实践用传统笔墨描绘新生事物，在个人的艺术道路上探索了传统山水画创作的现代方法。
1906年出生的河北人孙竹篱，由民间跟师学艺奠定艺术功底，后又参加北京京华艺专函授学习，1937年随任职的东北大学避难入蜀后长期定居绵阳三台县，在任教多所中学的同时长期以诗入画探索中国画的意趣生机，形成了独具个人特点的花鸟画范式。
1907年出生的浙江平湖人吴一峰，毕业于上海美专，1932年陪同其师黄宾虹入蜀后长期留居成都，其立志效仿徐霞客壮游中华，足迹遍布西南。与山水画传统画家不同，吴一峰长期坚持纪游写生、师法造化，最终以实景入画之风为画坛所称道。
1916年出生的江苏宿迁人苏葆桢，1938年随任职中学迁入重庆并长期定居，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并在壁山创办私立健生艺专。上世纪50年代后，苏葆桢先后任西南师范大学教授、重庆画院副院长等职，长期从事花鸟画创作，尤以善画葡萄称著画坛。
1917年出生的安徽休宁人李际科，毕业于国立艺专，1939年随校迁往四川璧山（今重庆），后虽多次出川入川，终定居重庆，并在上世纪50年代起任西南师范大学教授。李际科以格调清新的动物画、翎毛画为画坛称道，并以此对中国画院体一脉的传承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实践。
1917年出生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岑学恭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39年步行入川跟随徐悲鸿、黄君璧诸先生形成了扎实的造型技术和笔墨能力。1949年经历中国画创新洗礼和改革开放国际化融合后,岑学恭立足巴蜀练就了扎实的现代审美和写实功底,他画的三峡独具一格，深受人们喜爱，人们甚至送他雅号“岑三峡”。
1920年出生的山西吉县人吕林，1940年奔赴延安鲁艺深造，解放战争时期随军南下，先后参与创建西北军政大学美术系和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美术系。上世纪60年代，吕林将川渝汉画像砖的形式、语言与中国现代版画创作结合，逐渐建立独特的个人版画语言。70年代，吕林的中国画逐渐受到公众关注，其标志性的熊猫系列尤获画坛认可。
当然，20世纪艺坛的“风种”现象所涵盖的绝不止于巴蜀地域、更不止于以上所述7位先生，但他们以一生的艺术实践实实在在影响了20世纪巴蜀中国画本土文脉的蜕变与传续，亦为我们提供了7个可供观察的生命样本。
所借为何山
巴蜀本是一个极具地域特色的地区，但因历代文风画史并未以巴蜀为中心，前代画家笔下的西南山水，多表现幽静与秀美，并未出离于南方山水体系的桎梏。中国画家对西南地理人文气质的“发现”，一直要到20世纪才真正发生：氤氲的青城峨眉、浩荡的长江三峡、多彩的少数民族、瑰丽的奇花异草、神奇的珍禽异兽。巴蜀山水本身蕴含的广博，以及在这样的险峻之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切传统画家没有关注到的物象，对近现代画家的“变革”心理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也让这批外来的艺术家们在巴蜀找到了更加符合“心像”的图像。他们借蜀山为物象主题，在“干裂厚积”北派和“水墨淋漓”南派之中，演绎出全然不同的西南风貌。
这批艺术家落于巴蜀之地，除了受到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地域风貌的滋养，也以各自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艺术学养背景和人生经历融入整个巴蜀中国画坛新的体系格局中。他们以“他山之石”之姿态来到这里，通过课徒教学和创作实践，亲手为20世纪巴蜀中国画坛的变革与新生塑形。同时，他们在时代大潮中，借艺术为山，以修己身、以养浩气，持正守中，成为了20世纪巴蜀中国画坛重要的基石和舵手。
“风种”由风裹挟而来，借巴蜀之山为艺术滋生的土壤，也借艺术之山为生命的渡舟，更是将自己的艺术生命化为一座座高峰，连绵不绝、孕木成林，成为巴蜀中国画坛不可或缺的一角。对这一群体纵向的史学梳理与横向的个案比对，令我们得以从巴蜀一叶知中华之秋，亦将令百年后的当代艺坛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审视、认知自身的定位与方向。
（作者系成都市美术馆策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