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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习武:手伴的前世今生

        作者:张习武2022-05-30 08:04:41 来源:中国文化报

          (1/2)咸阳市博物馆藏西汉玉熊,长8厘米,高4.8厘米。

          (2/2)南宋湖田窑童子造像, 高15厘米,宽1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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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前,伴着冬奥会的旋风,“冰墩墩”火遍了全国,紧俏如宝,一“墩”难求。近年,类如“冰墩墩”的手伴工艺品裹在网络经济的洪流中,闪动着中华文化美丽的音符和无限光辉,在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消费人群中,屡创商业奇迹。此种现象,可算是文化消费领域的一股新潮。有人为这些手工艺品起了一个中听的名字“潮玩”,恰如其分。

        追溯手伴的前世今生,虽然历代称谓不一、应用境况不同,但今之手伴与古之“偶塑”“动物塑”等,实为同类,唯叫法不一而已。

        我国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陶塑器,是距今8000多年前裴里岗文化时期的陶塑人头,出土地点在河南密县的莪沟北岗。此处出土的其他陶塑品还有陶猪、陶羊等。考古和人类学者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理清这些陶塑品的真正作用,如果简而化之,说它是早期人类的“手伴”物,或许歪打正着,更接近事物的本质。

        比裴李岗时期晚一些的文化遗址,也发现有人类用泥土塑造的人体和动物造型。仰韶文化之西安半坡遗址、庙底沟遗址、甘肃礼县高寺头遗址等出土的圆雕人头像、陶鸟、陶兽等,距今5000多年至6000多年不等,都可称为我国早期偶塑或动物雕塑的渊源。

        与北方文化遗址时空相照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下层出土的距今6000多年前的一件陶塑人像,高约4.8厘米,另一件陶塑人头高4.5厘米。第二层出土的陶塑人头,距今5200年左右,其高度也仅有4厘米左右。这些形态小巧、造型自然的陶塑像,其体量之大小正好适于手中把握,称之为早期人类“手伴”,比称“俑”更形象、更恰当一些。

        1980年,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第二层出土的陶塑人像,属马家浜文化,距今6000年。该塑像为男性,身高6.5厘米,胸腹膨鼓,臀部后翘,腹下生殖器突出,原始生殖崇拜的意图十分明显。1982年,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小型陶塑女人像,表现的是女性怀孕后的体态,大腹臃臃之下,仍不失人体的韵律与节奏,展示了女人的母性美。另有,上世纪80年代河北滦平县后台子遗址石雕孕妇像,妇女临产前的神圣状态刻画精准巧妙,有人称之为我国最早的维纳斯形象。

        上述几类早期人像雕塑,虽然材料不同、地域有别、时代有异,但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原始先民通过塑物成像,期望生息繁衍的自然追求。大概从此开始,拉开了我国古代艺术家以追求社会和家庭繁衍为雕塑表现主题的序幕,以后的各类“手伴”、大小雕塑总的说基本上不离这个主题。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玉器与稍后的青铜器、更早发生的陶器共同成为东方早期文明的特别现象。特别在商周时期,玉质人物、动物雕塑作品,大小适当,目前,考古所见商周玉质人物、动物一般在几厘米至十几厘米之间,显然是古人最重要的手中爱物。

        在玉器风靡之时,陶器雕塑品在战国至汉代走向了进一步的辉煌。

        出土的大量人俑、动物俑证明,那时不仅活着的贵族占有供精神满足的“玩偶”,死去的贵族也有大量陪葬的“偶塑”“动物塑”,最著名、最让世人震撼的当然是秦始皇的兵马俑阵列。这些陶俑,若直称“手伴”自然不太准确,但总也是秦始皇的身心之伴,姑且可称它为“手伴”之豪华版。

        汉代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鼎盛期。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成都博物馆等处的说唱俑、歌舞俑证明此时雕塑艺术的创造力和感染力无与伦比。从雕塑材料上,汉代雕塑包括金、银、铜、木、牙、玉等多种多样。此时的玉质雕塑作品,如玉虎、玉猪、玉牛、玉羊等,形象逼真,大小可人,堪称“手伴”之极品。更有为死人所造的动物玉器名之为“玉握”,形态多为可爱的猪形,称之为死者“手伴”十分妥当。

        唐代以后,考古及传世所见可归为“手伴”的器类自然更多。而文献也相继有了故事性的描绘。

        《唐国史补注》记:“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这是唐代人用陆羽造像当“手伴”的确实记述。这一记述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其他一些博物馆收藏之陆羽像所确切证明。

        说到造人像以求庇佑或寄托情思的事,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十也曾有记:“始自黄帝臣左撤,帝升天,乃刻木为帝状,率诸侯而朝之。”《吴越春秋》上说:“范蠡,越勾践之相也,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泛五湖,越王思之,乃使良工铸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侧,朝夕论政。”这两处记述大体与唐代人塑陆羽像的心理动机相似,除了纪念意义外,还为了保佑治国理政时不出偏差。   

        自唐至宋以至明清最为流行的“手伴”是每年七夕前后为乞巧用的“睺磨罗”。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有王家旧铁石及齐公所丧一岁子,漆之如睺磨罗,每盆供日出之。”这是唐代七夕节人们供睺磨罗的较早记述。

        唐薛能有诗:“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拍银盘弄化生。”这里所谓的化生,即“无而化有”。言指妇女于七夕借浮于水中蜡质婴儿祈求生育。睺磨罗原本是佛教中的化生像。既然能化生出儿子,也就难怪后来睺磨罗越来越流行了。

        《东京梦华录》《岁时广记》《老学庵笔记》等书,都记述有宋时七夕开封城内多处售卖睺磨罗(又称磨喝乐)的盛况。说是当时“磨喝乐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土庶为时物追陪。”此见,北宋人当时追“磨喝乐”尤如今人追“冰墩墩”一样,不分贫富贵贱,人人争而得之。

        睺磨罗流行之况,有人曾写词戏谑:“天上佳期。九衢灯月交辉。摩睺孩儿,斗巧争奇。戴短檐珠子帽,披小缕金衣。嗔眉生眼,百般地敛手相宜。转睛底、工夫不少,引得人爱后如痴。快输钱,须要撲,不问归迟。归来猛醒,争如我活的孩儿。”这词中说得明了,在外面费劲弄个泥孩儿,到家来一看,还是自家孩儿更可人。

        明清以至近代,以乞巧为主题的各类“手伴”的流行,一直未曾停止。德化、景德镇、磁州等烧制的各类“偶塑”样器,很大一部分是七夕乞巧用的睺磨罗。作其他用途的手伴物自然也多了起来。以晚清曾龙升等人为代表的“手伴”雕塑家成为当时瓷雕艺术的一个流派。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产生的那些革命题材的红色手伴,则是另一道值得关注的艺术风景。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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