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田云：
笔墨可知也，天机不可知也；规矩可得也，气韵不可得也。以可知可得者，求夫不可知与不可得者，岂易为力哉？昔人去我远矣，谋吾可知而得者，则已矣。
【读】：
此节言笔墨可知故可学，天机不可知故不可学；规矩可得故可学，气韵不可得故不可学。以可学的技术、法度去求不可学的性灵、气度，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故南田有如此感慨。再者，古人离我们已远，要想从他们那里学到性灵和气度也是比较困难的，能学到他们的技术和理论（所谓可学可得者），就已经不错的了。
其实，这段话并不难理解，只要把两个关键词——天机和气韵——理清，就可以明白南田想要表达什么了。
“天机”在这里主要指：天然的灵性。如《庄子·大宗师》云：“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言耽嗜尘俗、情欲深重的人，他的天然的灵性就会迟钝。既然是天然的，自然就不可知而不可学了。又“气韵”一词，主要指文章、书画的风格、韵味或意境、境界。如《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三十三文学篇记史臣云：“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言气韵与性情有关，又具有某种神圣感，乃是自然天成，非人为所能得。又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用笔的事》云：“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神采需要靠笔墨来表现，而气韵则由性情来决定。郭若虚认为，气韵关乎人品，人品既高，则气韵不得不高。如此，便可知图画家为何要有文化教养之积淀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心性”文化，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对修身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儒家强调“赤子之心”，道家强调“返朴归真”，佛家强调“菩提心”；这是接近于神性的三种状态。故儒家的圣人、道家的真人、佛家的佛，皆是接近于神的“人神”。厘清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可以在“天机”“气韵”不可知、不可得中挖掘到了一些可学而知、可学而得的丝迹。
董玄宰云：“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郛郭。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画旨》卷上）董玄宰说气韵是天授的（就是由艺术家的天然的灵性所创造的），是无法靠学前人得来的。然而，不可学并不代表学不了，从哪里学？他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换句话说就是，前人的气韵我学不了，但是我可以通过多读书、参明理、勤行路来洗涤心中的尘俗，通过“心斋”“坐忘”来建立一个澄明的审美心胸，有了这样一种状态，作品完成之时，便也是气韵生动之际。这一点与郭若虚的观点有些相似。
我们通常把那些源自天然之性情，具有人格之力量的作品推崇为神品、妙品、逸品等等，无非就是这些作品具有“气韵生动”的特征。而在谢赫“六法”中，“骨法用笔”以下五法都可归入技术（法度）的范畴，是可以通过学习实践掌握的；惟“气韵生动”一法属于抽象的范畴，更多是需要体验和感悟，而难以用语言去解释清楚。南田言“谋吾可知而得者”，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后“五法”而言的。当然，对于一个人的天然的灵性，虽不可能学得，但亦可以通过了解乃至某种特殊的经验来获得暗示，这对于艺术家性情的涵养与人格的塑造来说，无疑亦是有所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