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太行山上（油画） 80×260厘米 2022年 戴士和
《画布上的创造》是“走向未来”丛书中重要的一部作品。不要小觑这套丛书，那是一个思想激荡、充满活力的时代的社科、文化艺术各路思想精英锐意思考的结晶。20世纪80年代，人们刚刚从文化禁锢中冲出来，大多数画家还处在面对美术新潮不知所措的迷茫阶段，而《画布上的创造》作者戴士和以超脱于美术史的一种文化高度，阐述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他在书中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如数家珍般灵活运用西方大师的经典案例，通过对绘画风格流派语言的解读，以睿智的洞察力，风趣、鲜活、生动的描述启发着读者的思考。书中的那些思索珍贵无比，起到了文化启蒙的作用，令人叹服。
戴士和不仅是位画家，还是位学者，或者说是位学者型的画家。他生活在中国文化的中心北京，又生长在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文化家庭，这一切造就了他开阔的眼界和敏捷的思路以及不同凡人的修养。虽然戴士和在出书前已经有很多作品问世，但我还是由关注他的《画布上的创造》这部书后才开始关注作为画家的他是如何在画布上创造的。身处20世纪80年代，在此起彼伏的美术潮流激变之中的戴士和，敏感于艺术领域中的前卫思想，显示了他的博学多识，肯于思考和先觉先悟。进入90年代，美术界掀起一股“纯化语言”的潮流，许多外国画家如伊维尔、宾卡斯等来到中国办班；同时，学院派的课程也注意关注画面的构成和简化。戴士和在这个时期画出了一大批室内风景，这批作品不仅让观者心旷神怡，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出他的绘画走向。他利用室内房屋骨架的横竖穿插，利用屋中的门窗、桌椅的排列黑白并置。他在经营构成中又简化取舍，可以说，他又一次成为新艺术实践的楷模。研究美术史的戴士和通晓绘画“现代性”在中国的意义，所以，比起一般人他更自觉地关心绘画形式的抽象性，关心画面的构成。他明白中国传统绘画中虽讲究构图的经营，但相对于加入了光影、黑白，强调色彩的西方绘画来说，黑白构成和色彩构成是我们的传统绘画缺少的。所以，他埋头在十几平米的家中，展开了他的实验，在构图上取胜，斟酌、思考，用大刀阔斧的笔触。我非常喜欢他画面上出现的“笔不周而意周”的率意和“未完成感”的故意。这些都为戴士和以后的艺术语言的演变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随着对戴士和认识的不断加深，我发现他是一位对写生情有独钟的画家。之前，他无法远行，他自己说那批室内风景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新世纪到来之际，他也渐渐摆脱了许多事务性的杂事，义无反顾地走出画室、走出都市，背着画箱，马不停蹄地来到他喜爱的大山大水面前，支开画布满怀激情地写生，直接和自然对话、交流。戴士和曾申明：“对自己而言，写生就是创作。”同时，他也坦承，自己的创作方式正是在写生一路的文脉中发展出来的。
上世纪70年代，戴士和进入北京师院学习美术，毕业后留校任教，该校是卫天霖先生的非写实画派的教学体系。教员中还有吴冠中、罗尔纯等，他们实际上一直在与中央美院的教学体系“分庭抗礼”，尽管只有短短三四年的历程，卫天霖等大师的艺术思想还是在戴士和的艺术发展中暗暗地起到了作用，成为他艺术思想的根基。
之后戴士和进入中央美院，考取了壁画专业的研究生，从壁画艺术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他在壁画的学习中，又接受了注重对比鲜明的装饰色彩以及注重“平面化”的绘画体系，也许，博采众取、厚积薄发，是戴士和的真正用意，戴士和的艺术风格独特的原因正源于此。
后来戴士和有机会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去苏联留学一年。这一经历，给他的知识结构增加了营养。尤其他去的梅尔尼科夫工作室是俄罗斯绘画最有活力的一支新派。戴士和画面中坚挺的棱角、洒脱的笔触以及厚重的黑白布局都潜含着梅尔尼科夫的影响。聪明的戴士和有所选择地吸收了俄罗斯艺术中优秀的精华之处，却没有像其他一些留学俄罗斯的画家那样带来的多是累赘、臃肿的弊病。
1990年回国后，戴士和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系，任教并主持第二画室。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中有许多顺其自然地染有第二画室典型的“和谐色调”的特征。我也更加钦佩其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随机应变，集百家之长，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综合能力和应变才华。当然他的这种善于融百家、集大成的背后，正是因为他早已有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文化理想。
新世纪前后，中国掀起了高扬“中国精神”的写意油画热潮，一批才气横溢的艺术家在历史的呼唤中，顺应时势地爆发，恰逢其时地登场。于是有着共同文化理想的这样一批画家走得越来越近。戴士和正是这个潮流中的带头人。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脚踏实地地走在前面。他以自己不懈的努力默默地进行写意油画的艺术实践，他习惯于从面对着自然写生入手，写生中进行写意。近十几年来，他风尘仆仆、敦厚凝重的身影无处不见：在岭南的丹霞山中、在新疆的大漠戈壁上、在云南的密林深处、在陕北的山坡沟里都留下他写生的印记。那坚定、隽智的眼神，忽而埋头认真的勾勒，忽而潇洒的挥写，他所经营的画面更是取景新奇，构图大气，他以他自己的从容淡定，取舍自如的才华和智慧，令人信服地感染着同道和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