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金飞 浙江精神人物谱 80×936cm 数字版画
此次我的选题为《浙江精神人物谱》。2006年，习总书记在《浙江日报》上发表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论述了“什么是浙江精神”以及“浙江精神指引下的农业文明、海洋文明”等观点。“浙江精神”核心是“创新”，“红船精神”被称作“人类首创”——首创即原创，这是浙江精神的内核。我认为，我的创作主题即为浙江省重大历史题材总和的提炼，而所有的创新一定会遇到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系统性观念迭代缺失和相关机构的一知半解，因而“浙江精神”的另一关键词是“包容”。不同见解容易产生摩擦，这是正常的现象，但不包容，则无创新。
数字艺术创作践行缘起。众所周知，任何艺术作品需要表达“精神”，但“精神”作为抽象主题却并不容易为形象所表达。基于对“浙江精神”的深入思考，我以为以平板绘画方式进行创作，其本身就是对“浙江精神”的深入“践行”。事实上，不管是画在平板上、纸面上，运用的都是艺术家原有的一套视觉经验，只是承载的媒介不同。当前科技发展，采用平板作画让我更便捷。作品通过数字记录存定下来，可以作为一种加密艺术储存并且极其环保。并且，加密艺术采用了与版画有限复制相似的认证理念，从而进一步确保了艺术品的“身份”。同时，现在00后、90后青少年，出生于大数据发展时期，他们可谓是全数据时代的人物，从精神上已经接受了数字时代的一切可能。人际交往本就存在多种维度，新的观念和体验需要更好地去接受和理解。艺术一定要与时代同步，其内涵也体现在这观念的转换中。数字与艺术的结合已经无处不在。在大数据时代，科技带来的艺术上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出现必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关于表现语言的跨界。在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过程中，利用艺术手段可以记录下许多历史性时刻。“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时代精神”这一话题在当下变得尤为重要。图像时代已经改变了公众对于作品的观看态度，其变化的深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这一切，鞭策着艺术家在创作方式、观念、以及切入手段方面产生变化和创新。2018年我第一次参加“百年追梦”主题性创作，选题为《世界互联网大会》，采用超尺幅水印版画的形式表现；2019年以水彩手法绘就《 两弹一星人物谱》。此次则采用平板绘画手法，每期创作我都完成了一次“跨界”。
通过实践，我认为一个画种、一种画法能否得到发展，其问题的核心是边界在哪里？这关涉到“临界思维”。恰如我们头顶的灯所能照射的范围，其边界就是“临界”。仅在既定的灯光范围里思考问题其视野是局限性的。而如果当我们立足光域之外反观这个场景，或想象离开房间、甚至以高空的视角俯瞰，才能一层层打开视野，看到更多的东西，从而产生出新的认知结果。这就是离开“边界”看问题。同样，如果只在一个画种里面讨论问题，其认知就永远不能突破这一画种的边界。由此，艺术家必将面临“跨系统的陌生感”，而我用我的经验来破解画种的界限。总之，我的创作需要哪种方式来表达，就选择哪种，我不为自己“设限”。
人的因素至关重要。《浙江精神人物谱》是人物群像创作。虽然我使用的是平板电脑的绘图逻辑和工具，但具体操作过程还是像以往素描、水彩一样一笔一笔地进行形象的塑造和刻画。此次，在图式和氛围的营建上我也力求有所突破。为此，我将人像隐藏在漫漶斑驳的历史背景里，各个人物点到为止，有的人物甚至可谓面目模糊。而这正是我所谓的“模糊的精确”——人物精神气质的准确比形象准确更为精要。只要能准确表达出人物的核心气质，就无需多余笔墨，模糊反而会成就和丰富画面的美感。事实上，画面中最能打动人的部分，往往就是这种通过美感精准传递的精神和神韵。它通过人物的某些情绪或特征呈现，折射着画面背后的真实。比如，黄宾虹的形象，我主要刻画了他的头部和手部，虽没有画身体但人体结构是准确的；铸剑名师干将，则着力凸显剑之寒光凌冽的质感，人物退隐而产生神秘气息。总体上，我通过上述种方式调和画面中的人物节奏关系，在现实和超现实之间力求达到某种平衡。此外，在人物选择上，尽可能地选择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创新力，正是“浙江精神”的体现，同时也赋予了这幅作品双重意义。这些具体的表现经验，是我长期从事各个画种实践后的心得。
事实上，很难想象艺术作品数字化后究竟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这取决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更取决于对人文艺术理解的深度。技术只能解决一个载体层面的问题，有技术并不代表有能力表达艺术。艺术家的观念、精神以及意愿等综合因素都具备，技术与创作才能有效的融合，从而完成一件好的艺术作品。所以，不管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