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书法家袁桷喜欢广泛收藏典籍，继承曾祖父袁韶、祖父袁似道、父袁洪三代家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私人藏书楼“清容居”，藏书丰富，元朝以来在浙东居于首位。后来又四处搜罗书籍万卷，与之前的书合编成《袁氏新旧书目》。袁桷所作的《定海县学藏书记》《袁氏新旧书目·序》，是研究藏书史的重要文献。后来朝廷议修宋辽金三史，他的孙子袁曮将遗藏书几千卷全部上呈。这就是袁桷这位书法家的与众不同之处。
袁桷的书法远追晋、唐，近崇米芾，尤得力于柳公权，笔法精妙，功力深厚。他的《雅潭帖》（见图），行书，纸本，纵28.3、横38.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帖的内容如下：“桷比者终日获接雅潭，继即探伺，且有假书之请。乃闻风帆趁潮，将促运米舟以还，繇是不果。兹审珮音琅然，方持螯高咏，视吾徒如逐臭。妙墨相遇，惜不能与玉桂惠文相聚耳。二碑岂立谈可了，明当聚首。不具。桷再拜。”第一个桷特别小而且稍偏向外，这是作者特有的用心。本幅有鉴藏印“安仪周家珍藏”“莲樵鉴赏”“景贤”“谭氏区斋书画之章”“赵叔彦”等12方，半印2方。《墨缘汇观·法书卷》《三虞堂书画目》两书著录。
综合来看，此帖为应酬信札，信笔书写，无拘无束，行笔刻意精致，章法自然得体而具法度，遒媚劲健，顿挫分明，用笔结字颇有法度，法书米南宫印迹非常明显，笔法、结体多有相似，具有米芾沉着痛快、刻意追求欹侧奇险的妙处。同时，也醉心于骨力之体现，精心于中锋逆势运行，细心于护头藏尾，徐徐将神力贯注线条之中，显出清秀俊逸之感。作品所见之字，大都取右下斜势，如第9行的“碑”、第10行的“当”。也有取左下势的，如第2行的“雅”“书”等。第5行“審”，上中部分向右下倾斜，下部分“田”忽然向左，看似重心不在一条线上，但实际上达成平衡，真是艺高人胆大。善用重墨浓墨，与其他笔画纤细的字形成了对比，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有不少字墨洇开了，如第11行的“具”、第2行的“采”，这在元代并不多见，而洇墨法，更多见于王铎的作品，甚至有人认为洇墨是王铎开创的一种书法风格，其实不然，在这件作品就已经出现了。在一字之中或字与字笔画粗细对比明显，如第六行第一字“珮”，左边笔画非常细，右边却粗重。再如第四行“将、促”二字，一字粗一字细，耐人寻味，颇有意味，富有内涵。此帖方笔占了绝大多数，信手拈来，峭劲有力，足可见袁桷的功力不同寻常。但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败笔，第九行的“耳”字，拉长的一竖不见了功力，似乎有些擅抖，向右外方向偏出了。第9行的“相”字想必是作者开始写错了，后在上面作了一点补笔修改，并不影响整件作品的美观。
陶宗仪《书史会要》云：“袁桷笃学多所通晓，书自晋、唐中来，而自成一家。”李日华《恬致堂集》云：“袁清容书快利沈顿，亦是诚悬儿孙。”袁桷的书法更多还是继承了宋代尚意书风，在他的书法中，能强烈感受到宋人影子的存在，并没有另辟蹊径。对宋尚意书风的追随，这也正是袁桷不能成为一代大家的缘故吧。
袁桷，浙江庆元人，作为元代学官，在朝20余年，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这也是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所在，虽然工诗文、善书法，但这些都是业余爱好。元英宗对袁桷的博学十分赏识，曾叫他撰述宋、辽、金史，后来他又奉旨修成宗、武宗、仁宗三朝大典，增添了许多治国安邦的道理。袁桷曾抨击当时国学和江南学校，鄙弃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等实际吏事，“教法止于《四书》”。主张采用唐朝的制度，“五经各立博士，俾之专治一经，互为问难，以尽其义”。另效仿宋代姚瑗立治事斋，讲习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经济之学。提出读书要力避“博而寡要”“劳而无成”“欲速而过高”以及“好学为文未能蓄其本”等“五失”。提倡为学用志要一，用力要专，精于一艺，这些观点到现在都还很有现实借鉴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袁桷一生著作甚丰，有《易说》《春秋说》《五朝实录》《延祐四明志》《仁宗实录》、《读书记》《清容居士集》传世。文章博硕，诗亦俊逸。他对音乐亦有造诣，著有《琴述》。存世书迹有《同日分涂帖》《旧岁北归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