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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文人的玩石风尚——从翁方纲说开去

        作者:包子捷2021-01-25 08:16:42 来源:美术报
        清代文人的玩石风尚——从翁方纲说开去

        翁方纲 花间石上联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1年第16期拍卖

        编者按:2020年的艺术收藏市场,“石”显得分外亮眼。北京保利拍卖十五周年庆典拍上,先后有几方古石和古画高价落槌,一方由清代流传下来的名为“锁云”的灵璧石以1345.5万元刷新了中国古典赏石拍卖成交纪录;明代宫廷画家吴彬所绘的《十面灵璧图》,以5.129亿元(含佣金)成交。

        中国人有玩石的悠久历史和传统,唐代白居易就喜欢奇石,把太湖石“待之如宾主,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宋代,玩石出现了高峰,艺术家皇帝宋徽宗痴迷于太湖石、灵璧石,大兴土木造就园林,名曰“艮岳”,“岳”就是用这些奇石堆叠而成的假山。“书画学博士”米芾也因玩石出名,不仅见石就拜,还与石称兄道弟。画史上,《米芾拜石图》就有不少。到清代,文人的玩石风尚不仅有奇石,还出现了新面貌,成为中国书画发展与改革的强大动力。乾嘉时期,翁方纲不仅在金石考证和诗文创作上引领文化界,还因喜欢奇石和阮元等人兴起了“玩石热”,著成《石画记》一书,被学者评为“堪称中华古代赏石谱录之殿军者。”

        / 奇石之“石” /

        玩石最普遍的含义即为玩奇石,就像吴彬《十面灵璧图》中的灵璧石,人们喜欢这些自然生成的奇形怪状、一反常规的石头。美学家朱良志指出,中国人的玩石观念中,潜藏着反人工秩序的思想。这时的石不是简单的把玩对象,而是一件艺术品。乾隆三十年,33岁的翁方纲出任广东任学政,去选拔人才。在京师出生、长大的翁方纲第一次南下,对迥异于北方的南方山水和特产大为惊叹,其中就记载他遇到奇石的情况:《仆人于江边得树枝,状如鸟,又得怪石一峰承之,雨三见之,喜曰:此凤鸣高岗之象也!因为作》:千岁虬松枝,堕地生毛羽。一片悬崖石,临江出云雨。两物相合岂偶然,振翼似欲鸣寥天。舟人拾取仆人得,我方校士来于连。承以文几洗以水,日照玲珑紫烟起。

        在途经广东英德县时,翁方纲听说这里盛产奇石,特点为“无斧鎜痕,有金玉声”,作《英石二首》。他认为,英德石是非常漂亮的,但这些奇石没必要雕刻,也不需用其它如木头之类的东西去装饰。采石工匠们破坏了奇石的天然美,故而他只能满怀遗憾地“不买摇船去”。

        中国人爱石的浑朴未雕的特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未雕的石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以开放的状态,等待人的心灵去为它雕刻、诗意的心灵去将其变活。

        / 书画之“石” /

        翁方纲藏有苏轼书法《天际乌云帖》(又名《嵩阳帖》或《蔡君谟梦诗帖》),其内容为宋代蔡襄在梦中所作的《梦游洛中》诗一首:“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翁方纲对诗中出现的乌云、雨、红日、山等景象很有兴趣,40年来找了很多画家依此诗意来画,皆未满意。嘉庆癸亥年,71岁的他得到一块石屏,石屏上天然的图案满足了他的想象,他兴奋异常,邀请友朋和门下士前来观赏,又以“石画轩”名其斋。

        翁方纲对好友阮元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阮元在赴云南任云贵总督时,把云南大理石的收藏热推向高峰。经学者考证,阮元收藏的“乌云红日”图石屏达十七块之多。后来,阮元石谱著作《石画记》问世,成为奇石鉴藏史上的经典。

        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书画作品《合作研山图》,由翁方纲与罗聘、罗允瓒父子等多人合作完成,此画所绘内容正是一件米芾所藏的奇石“研山”,米芾书法代表作《研山铭》即由此而来。该合作图中,翁方纲做了一篇考证文章《宝晋斋研山图考》,文中有令人惊奇的发现,学术意义重大。

        / 碑刻之“石” /

        乾嘉金石学大兴,成为一种“时尚”。在山林中访碑,是很多研究金石的乾嘉学者业余生活的鲜活写照。书画篆刻家黄易便是该时期访碑学者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访碑是“生平至快之事。”翁方纲在广东任职期间,公务之余搜寻碑刻,著有《粤东金石略》,共录金石刻画文字562种,数量丰富,考证精详,成为阮元编纂《广东通志·金石略》时的最重要参考。翁方纲在广东潮州访碑时曾有诗《遍访韩山石刻苏碑原石,竟不见,余无佳者,独拓公所书〈白鹦鹉赋〉分遗幕中,诸君并诗邀和》,从诗中可见,翁方纲对所得碑刻拓本的要求是苛刻的,只有质量上乘者,才有必要拓。

        除了《粤东金石略》,翁方纲还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海东金石文字记》《瘗鹤铭考补》《九曜石考》《化度寺碑考》《焦山鼎铭考》等各种金石著作,尤其《海东金石文字记》,为其晚年著录新罗、百济、高丽等海东诸国的石刻,其眼界之广,海内无出其右者。

        碑刻之“石”,在乾嘉学者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黄易的访碑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在山东发现了汉代武氏祠堂庙碑,在翁方纲《重立汉武氏祠石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激动的心情:“予与黄子考订金石文字,每以斯碑旧本不得赏析为憾,今吾二人十年以来心营目想之状,一旦得遇其真,而予适按行鄱阳庐阜,开远怀文惠洪公千里关山所怅结而三欢者也!后之摩挲斯石者,当何如获惜之。”

        / 砚台之“石” /

        砚台特有的材质、形制、纹饰、铭文,能显示历史、文学、雕刻、书法、篆刻等文化信息,故被历代文人所青睐。砚台的材质大都为石质,但也有用瓦的情况。对于砚台,记载中所见多为翁方纲为他人的砚(或砚台拓本、摹本)写铭或考证。如纪晓岚就藏有一方古瓦当做成的砚台,翁方纲为此写过《跋长生无极汉瓦双研》,其中有“纪文达所铭研,余既题之久矣,今为题此研椟,又书其铭册,又为颜其斋扁”之句,可见翁方纲为纪晓岚的砚台不仅多次题跋,还参与研椟、铭册、斋扁的命名。友人朱野云把三块旧砚台放于椟中求跋,翁方纲引经据典为其铭曰“一即三,三即一”,命其斋曰“三砚斋”。《跋货布研》《跋谢文节桥亭卜卦研》的主要内容为翁方纲对砚台进行断代鉴定。《跋谢文节桥亭卜卦研拓本》《跋薛文清旧藏研》为翁方纲在砚台领域进行考证的代表之作,每篇洋洋千言,其论证精祥,无不显示出乾嘉学者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

        / 印章之“石” /

        中国篆刻艺术的两大高峰是战国秦汉和明清。明代开启了文人治印的先河,清代乾嘉时期,文人篆刻艺术极大繁荣,流派印开始出现,丁敬开创浙派,用切刀法治印,“开千百年印学之奇秘”。“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与翁方纲近三十年的艺术交游就是以互相寄赠金石拓片、印章等内容组成。印章是翁方纲金石研究的组成部分,他撰有《跋古龙骧将军印册》《跋王兰亭印册》《跋子鱼印》《跋左忠义公六印》《跋文三桥印》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在《跋古龙骧将军印册》中有这样的记载:

        辛酉秋,未谷四兄得此印于洛阳,装册寄京师,诸同人诸为题跋。方纲与心畲、鱼门、瘦同、穀人各为跋若诗,小山、载轩二君兼逊未遽题入,然亦实无他条可资考索耳。时棕亭已旋全椒,而朱君归道山,不及见矣。将致书于未谷还其册,因书此记于同人题跋后,不胜泫然,是岁九月望日也。

        篆刻是在方寸之间展现气象万千的石与刀的独特艺术,在可人的石材上镌刻优雅的文字,从此成了学者文人可以寄情于斯的精神家园。清代是中国金石学大兴的时代,以石为载体的各种艺术品成为乾嘉学者或欣赏或研究的对象。在此洪流之下,中国的书画发展进行着巨大的变革,“金石气”成为品评文人书画印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一块石上,我们不仅可以管中窥豹,看出文人雅士追求天然奇石的审美趣味,还能从与石相关的书画、碑刻、砚台、印章中,看到一个充满细节与温度的乾嘉金石学世界。

        包子捷(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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