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南园书法
钱南园（1740-1795）一般指钱沣，号南园，昆明人。钱南园的人品主要体现在为官和个人生活两个方面。他兼善诗文书画，而艺术成就则主要体现在书法上。
清乾隆后期，作为“清流派”主力的钱南园自然和阿桂、刘墉站在一边。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他初授江南道御史，十二月便由刚了结的“甘肃冒赈案”弹劾陕西巡抚毕沅在此案中“瞻循回护”；翌年四月，他又参奏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废弛贪婪导致山东储备亏空，此举重挫了和珅一党，钱南园由此被朝野上下誉为“凤鸣朝阳，柏府新声”
。在疾疴日深的政治氛围下，由三品御史弹劾一二品权臣需要惊人的胆识，同时也承担着极大风险。钱南园业师桐城姚鼐在《南园遗诗序》中说：“当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张威福，朝士有耻趋其门下以希进用者，已可贵
矣。若夫立论侃然，能讼言其失于奏章者，钱侍御一人而已。”
晚清唐鉴在《学案小识》卷九《昆明钱先生》中说钱南园“首严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辄屏之以为非”
，又说他“居心至实，植身至峻，执事至敬，与人至忠”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钱南园一生为官却一世清贫。乾隆四十一年，钱南园自京师翰林院告假返乡后所作五古《还家》中道明了家境的窘困：“诸弟出营食，顾见蓬头妻……阿长将米归，黑盐手并赍……饥寒尚累亲，不如跪乳羝。
”另在存世钱南园书柬中，数见求友告贷内容。如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致函友人求助买马：“沣所需物不必佳者，但稍健而驯即为妙品……现在颇属急需，诸望垂照。
”但据文献记载，在这样的生活境况下，钱南园却不吝搭上自己鬻字所得，不遗余力资助贫穷学子，善待有困难的乡党先贤，常常囊倾橐空，由此可见其厚情高义。
诚然，对书法的欣赏和其它门类艺术作品一样，不能简单地以人格判断替代审美判断。但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书法欣赏确实被植入了道德批判的精神。而在书法史上，能够达到人格魅力和艺术美互为表里、高度契合的书家，如钱南园者似乎并不多见。回望彼时书坛，钱南园属于帖学一派，他的书风被称为“钱颜体”
，和其他帖学名家相比较迥然有别。
钱南园幼而习书，终其一生留下来关于书法的理论却极少。他较为注重书法实践，但偶有几处诗文涉及书法也颇能见其要领。他在《留馆前一日作》诗中说：“书一小道犹不工，余者何事堪复拟。
”即说书为小道但和为人做事同样重要，甚或以“工书”为为人做事之本，这样把书法等同于人生实践，从根本上来说作品自然会被赋予书家的道德意识。
钱南园一生沉醉于书艺，用功至深，书风形成应当在乾隆三十七年，即他32岁之后。其时他被选为庶吉士留馆，寄寓京师同乡前辈大理士少卿周于礼宅中，遍临周氏庋藏名迹。周氏富收藏，裒辑所藏刻印成《听雨楼法帖》
4卷，皆唐宋法书名笔。钱南园自幼喜书，此际好比如鱼得水用功愈加精勤，单是褚遂良《枯树赋》帖就临写不下百遍。此外，行书取法颜真卿《争座位帖》，楷书初习钟繇《灵飞经》、王羲之《洛神赋十三行》
，继而肆力于颜真卿《家庙碑》 ，旁及欧阳询、米芾。寓周宅前后两年，钱南园书艺大进，形成了以颜体为骨干的风貌。
钱南园书风虽出自颜真卿，但能自成一体，翁同龢称赞钱南园书法“极奇伟”，可谓肯紊之论。同治三年，翁同龢拜访祁寯藻，讨论了刘墉和钱南园的书法：“谒祁相国，壁悬钱南园临《论座帖》，极奇伟。相国指谓余曰：试观其横画之平，昔时庵先生自称画最能平，此书家一大关键也。”
古人对钱南园书法的品评，亦往往借用人格品藻的方式，这也是对其人品和书风契合的说明。前引翁同龢所言“极奇伟”的“奇伟”一语历来就多用于品藻人物。如欧阳修论苏舜钦：“其状貌奇伟，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爱慕。
”此外诸如“刚介特立”“公正清严风裁峻厉”“阳刚之气使览者肃然生敬，不敢狭视”“高情厚义”等等，我们在观赏钱南园的书法时，也较容易体会到这种文本描述和视觉图像的共通性。这是极高的审美体验，从中也不难获得些许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