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来自辽宁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一边是来自山西的晚商时期重要遗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充分发挥各地考古院所、文博机构优势，调动全国文物资源，共同策划举办高水平高质量的展览。即日起，“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河东之光——山西酒务头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为观众带来一场新石器时代跨越至晚商的穿越之旅。
“玉出红山”寻龙
红山文化是距今约6500至5000年前中国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通过160余件珍贵文物，较为全面地展现了红山文化的基本脉络和独特内涵，揭示了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红山文化最早发现于20世纪初。1955年，考古学家尹达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名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辽宁阜新胡头沟墓地、喀左东山嘴建筑群址、朝阳牛河梁遗址、凌源田家沟墓地群、朝阳半拉山墓地等重要红山文化遗址的相继发现和发掘，大大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进程。其中，最为著名的朝阳牛河梁遗址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及墓葬群，发现了具有礼制雏形的“坛庙冢”祭祀建筑群和独具特色的玉器、陶器。辽宁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刘宁介绍，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坛庙冢是其考古发现的遗址特点，其出现揭示了早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就已经发展到原始文明的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提供了有力物证。
展览是红山文化遗址历次重要发现和最新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其中田家沟和半拉山墓地出土文物为首次在辽宁省外展出。展品中既有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碧玉C形龙和玉玦形龙，也有红山文化独具特色的玉斜口筒形器和玉勾云形器，还有展现红山先民制陶最高水平和精湛技艺的彩陶筒形器、彩陶盖瓮等。
红山文化以玉为尊、唯玉为葬，其玉器是新石器时代玉礼器的典型代表，种类繁多、造型丰富，可分为20余种，以环、璧、斜口筒形器、勾云形器以及抽象与象生的动物形器数量最多。而玉龙是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躯体呈C形，头部似鹿，附长脊；另一种躯体呈玦形，头部似猪或熊。展览共展示红山文化出土玉龙8件。“有研究说，玦形龙时代稍早一些，
C形龙属于进化阶段，越来越美观，和后世龙的形象更接近，所以时间晚一些。 ”刘宁说。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通过红山文化出土文物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出土文物等的对比，深刻揭示了西辽河流域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要冲地位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任何一个文化都不是独立的，它一定是有来龙去脉的”
，刘宁说：“原来我们总说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是母亲河，按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
，中国文明起源的形成发展是多地起源，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
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辽宁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物局）和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承办，将于2021年1月17日结束。
酒务头有酒？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山西博物院、山西考古博物馆、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闻喜县人民政府协办的“河东之光——山西酒务头考古成果展” 10月25日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展期两个月。
山西闻喜酒务头遗址是一处商代晚期高等级贵族墓地， 2017年8月开始考古发掘， 2019年被评为“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展览策展人王月前介绍，酒务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填补了该时期重要遗存发现的一个空白，为了解商代政治格局、商王朝与周边地区其他势力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山西很多地方都属于早商的势力范围，但是晚商却突然没有了。不管有没有，都要找到相关的历史遗存来证明”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酒务头商代墓地发掘者高振华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单位都在晋南、尤其运城盆地区域做过考古调查，但一直没有发现特别大规模的晚商遗存，酒务头遗址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晚商的西部势力边缘。
”
酒务头遗址位于商王朝统治区域的西部边陲，拥有丰富的盐、铜资源，墓地主人所代表的族群在拱卫都城、调运资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晚商时期河东地区诸多地方势力中的翘楚，在千里河山之间留下了丰富多彩的青铜文明之光。这里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多达数百件，其中5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在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器物组合和纹饰风格等方面都体现出与商文化演进过程的同一性，出土青铜器上的“匿”字族徽铭文则为探寻墓地主人的古国踪迹和人文渊源提供了重要的身份标识。
本次展览是酒务头遗址出土文物首次大规模公开展出。从具体文物来看，涉及的器类种类比较齐全，与当时商王朝的青铜器发展较为同步。展览分为边陲礼乐、尚酒时风、兵戎重地、装饰驾乘4个单元，从不同侧面呈现以鼎为代表的礼器组合，独具特色的酒器组合，以及征战、出行、工艺、音乐等不同文化内涵，较为完整地展示了酒务头遗址的重要考古成果。
觚、爵、觥、斝、卣等类别的特色酒具，展览均有展出。在重酒成风的商代，据说喝不同的酒需要配备不同的器物，喝酒的仪式感比后世的茶道还要强烈。酒务头遗址出土了商代常见的成套酒器，受商王朝核心区的影响颇深。商人青铜礼器以酒器为中心，商晚期墓葬中，觚、爵常等量配对出现，成为当时礼器组合的核心，觚、爵套数的多少与墓主的等级、地位密切相关，在实际用途上，觚、爵均属酒器。展出的一组青铜爵包括6件铜爵，其出土于酒务头墓地一座未被盗掘的墓葬，与觚配套，形成了五觚六爵的特定组合，代表了墓主高等级的身份和地位。该遗址出土了如此多酒具，那么其命名是否与酒有关？高振华表示，并没有证据表明酒务头的命名与酒有关。他介绍，接下来还会在遗址周边进行大范围的调查、勘探，“当时的人们住在哪儿，为什么墓葬选址在这儿，构建起当时人类活动的范围和场景才是考古最终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