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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妍美”与“刚硬” 赵孟頫、杨维桢的书法场域及书风比较

        作者:周杨2020-10-13 08:00:26 来源:美术报

          (1/2)元 赵孟頫 归去来并序(局部) 26×239cm 上海博物馆藏

          (2/2)元 杨维桢 真镜庵募缘疏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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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史上每一种以朝代为代表的标志性书风的形成,都伴随着文化冲突与融合。元代书法从吴文化与越文化不同的文化特质出发,形成了影响至今的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温润典雅、妍媚纤柔的代表性书风和与之截然不同的杨维桢的狂放恣肆、刚烈坚韧个性化书风。

        |吴文化与赵孟頫书风的形成|

        项穆曾评价赵孟頫的书法温润闲雅,通常这种“妍美”被大多数人误认为就是“二王”书风,甚至“赵体”成为书法的标志或代名词。从来没有一种书风书体是这么的雅俗共赏,书法家在世的时候就成为主流,并引领了后世几百年。甚至是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赵孟頫带来的强大影响力。

        赵孟頫的书法为大众广为接受,在于它的那种亲和力,如同江南山水带给人美好而诗意的感受,既是宫廷的又是大众的,他的那种雅化的书法艺术不仅让朝廷赏识、士人称许,同时又获得广泛的民众景仰与支持。

        从唐宋开始,江南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天堂。靖康之变以后,北方的士族文人大举南迁,其中既有官僚、贵族,也有一般平民,吴地逐步开始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元代初期,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大多怀念前朝,拒不与新朝合作,如郑思肖等一批才华出众的文人,宁愿放小格局,投身于文艺创作,唯求“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向图画开”,经常相聚在一起,饮诗唱和、作诗论书。等级制度使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沦落,元代的社会在文人中弥漫着一种今不如昔、压抑沉闷的情绪。原本把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作为追求的人生目标,此时身心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即使士人得以为官,也常处在矛盾的心态之中,不再有唐人博大的自豪与激情,或是宋人洒脱恣肆的心境。

        赵孟頫的柔,一方面是赵孟頫独特的创造,另一方面又是对于元朝做出的妥协。元代的统治者对汉人的文化理解并不是那么深刻,赵孟頫“雅俗共赏”的理念又很符合统治的需求,自然成为了元朝廷“藻饰太平之美”的不二人选,成为了官方认定的书法家。这在后世往往被看成了骨头“软”,清人冯班就说:“赵书精工,直逼右军,然气骨自不及宋人,不堪并观也。”其实并不全然是这样,更准确地说,赵书是对南宋皇家演变而来宫廷书风进行的“精致化”创新。赵书“回归”二王书风,但无法复制王书的自由洒脱,而是用“妍美优雅”替代魏晋风骨的“萧散简远”,对王书做出了新的诠释。

        吴文化以其隐性的形态积淀在每一个身处于其中的人,他们被吴地江南山水所激发,受到民风文化以及精神直接间接的浸润,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赵孟頫精神寄托其中,自然也具有了江南精雅恬淡的境界。吴文化的精致优雅、从容不迫,在古朴与雅致、婉约与刚强之间达到了“和”的境界。赵孟頫善于将自己的个性、地域文化特质有机结合,将宫廷文化与当地的吴文化巧妙融合,以“中和”的方法化之,创造出适合自己个性、又具有普遍审美意义的书风。

        赵孟頫的行草书主要取法王羲之,而小楷取法王献之更多,他用“古意”的理念,上溯“古质”,再向“今妍”的方向发展,其实表现出来的也是吴文化的精致与中和。最终他把高冷的、殿堂级的王羲之,变成了鲜活的、温润秀雅的“社会化、大众化”的王羲之,创造出具备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符合世人欣赏特性的典型时风,随后的明代吴派,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

        赵体书法的时代意义在于将世人难以理解的王羲之,巧妙地做了转化,在简化丰富用笔、跌宕的笔势的同时,降低了世人认识和学习书法的门槛。赵孟頫对于二王书法的传承,很好处理了历史经典与时代传承、主流文化与自身性格的关系,用皇室、士人与大众都能理解的语言表述。

        赵孟頫的书法侧媚取妍,至元中叶后,风靡朝野,可以说整个元代都笼罩在赵孟頫的理念和风格之下。在他的引领之下,明代产生了吴门书派。他们继承优秀传统,讲究书法的精致感以及形式美,崇尚清新文雅,精研笔法形质,同时师法晋唐古风而不为其束缚,注重抒发个人的情怀,在明代书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曾言:“天下书法归吾吴”,后代的书法史家都把吴门书法作为明代的高峰。实际上,吴门书法在艺术风格上和赵孟頫书风是一脉相承的。

        |越文化下杨维桢的突围|

        杨维桢早年深受赵孟頫影响,然又能摆脱赵书束缚而自出新意,是他根植的越文化所成就的。越文化的基因深深地埋藏在他的身上,对比赵孟頫的优雅,杨维桢却表现出极端的叛逆,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他的书法在当时并不像赵孟頫群体那样被广泛理解,清代的孙也就言及“恐非书家派,当借诗以传”,同时代的顾复也说:“但诗文为后世所重,并其书亦重之耳。”

        如果我们想很好理解杨维桢强烈艺术个性的书风,需要透过书法形态的表面,深入到其背后吴越地域文化的差异里去思考、放置到宏大时空中去认识。

        越文化既沉郁又昂扬,既雄霸又细腻,既婉约又豪放,起源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越地自古以来崇尚大禹那种“以自苦为极”、“而形劳天下”的精神,承续这一精神原型的是越王勾践,他忍辱负重,吃粗粮、睡马房、服苦役,三年不愠怒,勇敢承担起报仇复国的重任;东汉王充是最早表现越文化精神的思想家,面对由封建专制王朝所流行的谶纬学说,他大胆地提出“嫉虚妄”的现实批判精神,甚至敢于“问孔”、“刺孟”;作为越人后裔的嵇康,在少年时代便以非礼无法的面目出现……

        这种抗争与批判的越文化精神始终在传承与延续,每当民族国家处于危亡的时候,越地总会涌现出一批坚贞不屈、舍生取义的形象,例如陆游抗金复宋轻死赴难,明代方孝孺面对朱棣篡位的誓死不从,鲁迅用自己的文笔当做武器追求自身解放、争取民主与自由。从宋代陆游到清末到鲁迅,从蔡元培到竺可桢,一以贯之的是爱国奉献、发愤图强的精神,是背后越文化所给予的强大支撑。

        越人历来以尚武、耿直等鲜明的个性著称,这种单枪匹马的特色始终存在于越地人们之中,越文化强调个性,看似是个体的,实则他们背后支撑的文化因素是相同的,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杨维桢的书法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这种强烈的地域文化给杨维桢的人生深深打上了越地的烙印。

        杨维桢交游广阔,早年结识赵孟頫,在元代复古的大旗之下,学习古法,在欧体字上颇有建树,并从张雨身上获得启发最终自成一路,我们可以从鲜于枢、张雨看出赵孟頫的影子,却唯独无法在杨维桢身上看到一丝一毫,从杨维桢的生命历程中可以看越地的尚勇强悍与刚硬不屈民风,他一生重视儒家治国之道,几度积极入仕,为官清廉,满怀着抱负却又狂妄自负。面对一次次的罢官,经历了朝代更迭以及战乱之祸,内心与现实社会的激烈碰撞,寄寓了人生的经历与磨难,所以杨维桢的作品,整体感极强,如同大写意画,以气势胜,而不计较于一点一滴的得失,这样的格局决定了他书法的高度,迫于其文坛的地位,以至于时人既不懂他的艺术又不敢妄加揣度,但多数人会认为这是野狐禅,而不屑一顾,他的作品在当时是那么的寂寞和冷清,但也倔强地显现出韧性与刚性,发时代的先声,敢于打破一切束缚,今天的我们依旧能看到那种超越时空的气度。

        每一次孕育书法新变的时候,都是思想冲突、文化融合的大变革时代。蔡邕说,书法是“肇于自然”的天下大势,黄庭坚说:“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中国书法艺术是对生命的一种体验,是反映生命、追求精神意蕴的艺术,表现作者的主观精神,承载家国情怀,寄托个人胸襟情怀。只有将强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我们的书法创作,我们才能达到“通神”的艺术境界。

        周杨(中国美术学院)

        (本文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元代书法”专题课题研究成果,有删节)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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