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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宋蔡襄字谈“刻帖碑”

        作者:胡剑明2020-08-12 08:26:50 来源:收藏快报

          (1/2)图1 原石刻帖碑

          (2/2)图2 南京书法家陈克年抄录的碑文内容

          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扬州收藏家王伯堂藏有一块原石刻帖碑(图1)。碑文刻的是北宋书家蔡襄写给扬州当时做毛笔的吴政的。石碑宽47.8、高31.6、厚6.3厘米,碑上有蔡襄竖式写刻的一则短文,共80字。原碑文字经南京书法家陈克年断句识读抄清(图2),内容为:“示及吴政笔,于其品中,已是佳者。其人笔锋圆,可爱,但令管小心长,便堪入用。昨过扬州,欲呼作十数管,闻其人屡困于笔,使其艺益工则困益甚矣。今所惠殊佳况,或系时教其别作一种,以尽其能,可也。襄上。”碑面字体完整,字口清晰,原石两侧略有风化,刻石上立面有“太丞”二字。

        蔡襄是北宋人,字君谟,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共称“宋四家”;工正、行、草、隶书,又能飞白书,尝以散笔作草书,称为“散草”或“飞草”。世人评蔡襄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

        吴政,广陵(今扬州)人,是当时制作毛笔的,是不是一个有名的笔庄工匠呢?当然应该是。历史上虽能查到,但已是资料极少了。吴政的儿子“吴说”也是做毛笔的,他与苏东坡熟悉。吴说还是书法家。有资料说,黄庭坚《山谷笔说》载:“歙州吕道人,非为贫而作笔,故能工。吴说,宋笔工吴政之子,继家法制笔,笔经久耐用。”《东坡外集》“书吴说笔”云:“吴政已亡,其子说颇得家法。”制作精妙,有前人风格,使写字轻巧。

        明人娄坚《学古绪言》卷二十中称:宋时笔工称宣城诸葛,然苏黄之论似微不同。东坡于诸葛之外,颇称程奕及吴说父子,且谓:“散卓笔非诸葛不能制。自余笔锋譬如著盐曲蟮,作字有筋无骨。”而山谷极称吴无至无心散卓,且云:“试使人提笔去纸数寸,欲左右皆能如意,则诸葛败矣。”似又以悬腕枕几而分,非笔之通论也。这些零散记载都说明吴政父子是以制作毛笔为生的。

        碑上文字是记述了一段去看笔购笔的过程,大意是,工匠吴政向前来的蔡大人出示自己制作的毛笔,在其制品中,属上乘的佳品。当吴政演示毛笔时,蔡大人赞其笔锋圆润、可爱。这种笔笔管小笔芯长,是好使用的。蔡大人昨天经过扬州,想要吴政作十数管毛笔,听说吴政潜心研究制笔,屡屡困扰于笔,使得他的笔的工艺日益精良,越是想好越是有困扰。今天他所惠及的许多好的现况,或许是想为我特制一种,以尽其能,这样才好。

        宋代文人对毛笔非常讲究,其时,不仅兔毫笔依然受到欢迎,羊毫笔也得到了普遍使用。而且,制笔工艺有别于以前的旧风,逐渐走向软熟、虚锋、散毫。据说宣州兔毫闻名于唐宋时期,在宋代声名尤著。其中以诸葛氏最有声誉,诸葛高所制宣笔朝野尽知,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皆有诗文赞誉。

        明代笔工精制笔翰,多作为贡品,进献皇宫内府,被达官贵人视为案头清玩。例如,笔杆常标“笔匠施阿牛”等庄号,作为商标,弘历皇帝鄙弃其名,改为“施文用”。此后施文用的名字在湖笔界有了盛誉。张文贵,明代笔工。杭州人。长于制画笔,有“画笔以杭之张文贵为首称”的赞评。周虎臣,清初著名笔工,江西临川人。制笔规模较小,以自产自销的方式经营,清康熙三十三年在苏州开设“周虎臣笔墨店”,专门制作经营毛笔;后于1862年扩展到上海开设分店,而后总店也迁至上海,成为拥有100多名笔工的作坊。子继父业,连续七代。而极少的资料显示,广陵吴政制笔工坊只延至于子。

        到了明清,制笔不但讲究实用,而且更注意装饰。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作为工具的毛笔制作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明清两代精制的毛笔,其中有一部分是皇室的“御用笔”和“官府用笔”。

        吴政父子,作为北宋扬州的笔工,后来竟然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令人叹息的。长期以来,由于笔工的资料缺乏,或者仅仅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对于笔工的研究,文化史界尚缺乏关注。据笔者了解,现代学者的研究多建立在梁同书《笔史》的基础上。据说,马明达在《笔史》基础上,增补元代笔工近30人,并对元代笔工作了地域分类以及相应的论述。李遇春增补明代笔工12人、清代笔工24人,并补充了相关的文献。嵇发根对湖州一些著名笔工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王稼句《笔舫》对部分湖州笔工的生卒等相关史实作了考订……笔工吴政父子的资料,也许随着人们对这段文化史的研究,会得到挖掘,并补充完善。这块北宋书家蔡襄书刻石碑的发现,也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它的文化价值有待相应的探索。

        南京金石研究者叶伯瑜说,这块“刻帖碑”保存了当时书法名家蔡襄手写文字的原貌,具有文献意义。刻帖又分单刻帖和汇帖。只刻一种法书的称为单刻帖;将各种法书汇集在一起摹刻成套的称汇帖。刻帖最早的年代据文献记载是在隋、唐时期,而大规模的刻帖是在北宋淳化三年(992),那是宋太宗命王著等把历代帝王、历代名臣及古人法书,汇集摹刻成《淳化阁帖》,共十卷。

        宋时刻帖蔚然成风,仅帝王刻帖就有多起,哲宗元祐五年起刻的《淳化续帖》,徽宗大观三年起刻的《大观帖》,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重刻淳化旧帖的《国学监本》,孝宗淳熙年间刻的《淳熙秘阁续帖》。除帝王好此外,士大夫更群起效法,或翻成本,或辑新编,全国各地刻帖成风。自《淳化阁帖》流行后,学习书法俱从帖出,帖学即由此而兴矣。

        文征明父子刻的《停云馆帖》,董其昌刻的《戏鸿堂帖》,王肯堂刻的《郁冈斋帖》,陈眉公刻的《晚香堂帖》《来仪堂帖》等,但未见有明代帝王刻帖的记载。明人刻帖体制沿袭宋人,范围较前有扩大,除刻古人墨迹外,近人、时人墨宝也上石的了。以示风雅时尚。

        比如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作品,“唐摹墨迹本”数量是有限的。更多二王的法帖,还是保留在《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刻帖当中。如果没有刻帖,那对于二王书法,我们今人除了看看那几幅唐摹本、《兰亭序》《集王圣教序》外,就无依照了。

        叶先生说,由于时间推移,当初用于上石的墨迹本,后来消失了。这时候,刻帖保留的法帖字样,就成了后人学习、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因此,“刻帖碑”是具有中华传统的文化遗产,它具备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今天是无法估量的,当珍视之。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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