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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书鸿:用生命守望敦煌

        作者:铁乔2020-07-21 00:02:59 来源:美术报

          (1/2)常书鸿 蒙古包中 113×84.5cm 布面油画 1947年

          (2/2)常书鸿 敦煌九层楼 102.3×61.5cm 油画 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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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人生有来世,你想做什么?”常书鸿毅然作答:“如果有来世,我还做常书鸿!”

        1927年,常书鸿从西子湖畔漂洋过海到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求学,经过四年苦学,他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在著名的油画大师劳伦斯门下深造。

        翌年,他在巴黎美术界声名鹊起,连续四年捧走了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还当选为法国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肖像画协会会员。人们预言,这位中华学子只要在巴黎住下去、画下去,便能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家。然而,就在一个下午,一次偶遇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

        那是1936年秋一个平常的下午,常书鸿走出巴黎卢浮宫,他像往常那样,流连在塞纳河畔的一排旧书摊前。突然,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书籍映入了他的眼帘:那是从北魏到大唐时代的佛教艺术图画,其恢宏磅礴的构图和笔触,足以与拜占廷基督绘画媲美,有的画作的奔放风格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犷,彩绘人物更是画得细腻生动。他又转身进了附近的吉美博物馆,那里正在展出的大量被掠夺的唐代大幅绢画更使他吃惊。尽管历史已过去了千年,可其表现手法和技巧仍然十分前卫和现代,简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常书鸿顿悟:自己的艺术之根在中国,在敦煌遥远荒凉的沙漠里!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召唤着他:去敦煌。

        1942年,在国民政府监察院参事陈凌云的帮助下,在梁思成、徐悲鸿、于右任的鼓励下,常书鸿接受并展开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组建工作,任筹委会副主任,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1943年隆冬2月,常书鸿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袄,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敦煌之旅。汽车走到安西县后再也走不动了,因为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他们又换上骆驼,向荒漠中的敦煌继续挺进。这样,从兰州到敦煌仅1000多公里路程却走了1个多月。

        1943年3月24日清晨,他们终于来到了敦煌,在满目苍凉、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夜深人静,秋风乍起,九层大佛殿上的18只铁马风铃突然响了起来。从那时起,60年魂牵梦绕,常书鸿的荣辱沉浮、恩爱情怨似乎就与敦煌签下了命运之约。常书鸿特意来到了名震世界的藏经洞。1900年,这个洞中发现了三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人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常书鸿百感交集: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洞窟前放牧牛羊,毁坏林木,洞窟中被人随意夜宿,烧水做饭,烟熏火燎。

        面对处于绝境中的洞窟,常书鸿的敦煌生活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树上折来的树枝,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常书鸿便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很快,保护窟区的土围墙也开始修建……常书鸿和其他艺术家们坚守石窟,临摹壁画,没有梯架设备,没有照明器材,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胀,甚至恶心呕吐。生活是异常艰辛的,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时常发生困难。久居法国,常书鸿特别喜欢喝咖啡,甚至从法国带回国的咖啡壶,也带到敦煌去了。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咸的咖啡,因为没有糖,而水却是咸的。不用放盐,熬的粥也是咸的。尤其是夏天,溪水经过阳光暴晒,盐分更大。那时敦煌的老百姓先要解决主粮的生产,很少种植蔬菜,成年都是吃咸菜。肉食要从城里买来,来回五十几公里,牛车要走12个小时,加上戈壁滩上太阳一晒,肉往往也就臭了,豆腐也酸了,所以只能在冬天把肉腌起来。

        因为缺乏燃料,要从好几十里以外的戈壁滩上挖取一种叫做“梭梭”的枯死灌木树根来烧,所以举火一次,就要蒸够吃半个月的馒头。新蒸的馒头一出笼,立刻铺在笸箩里放到房顶上让太阳暴晒,干透了可以保存两三个月。大米是从内地运来的,很少。连“洋火”也是从内地运来的,据说当时一盒“洋火”可以换到一斗麦子。口粮不充裕,除了农忙以外,一般的日子里一天只吃两餐。

        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和谢稚柳还在,后来谢稚柳先走了,张大千临走时对常书鸿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一定要坚持在敦煌留下来。”忍受着生活上所有的不便,常书鸿就这样和最早有志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人员一起,开始了艰苦的拓荒。但是,背叛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名从重庆跟来的摄影师拍摄了许多壁画照片,还有一位“教授”抄录了一些供养人题识,都席卷而走了,他们靠着这些在外面招摇,那批照片现藏在美国某博物馆。但是,一心投入工作而忽视了家庭的常书鸿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背叛在自己的家庭居然也发生了,他的妻子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了,丢下了两个子女。

        妻子走前,常书鸿还写了好多信,托朋友沿路照顾她,直到出发后他才得知了情况,知道妻子再也耐不住敦煌的犹如修道士般的艰苦生活,与在研究所当总务主任的一名青年军官私奔了。常书鸿的前妻陈芝秀是他一同留学法国的同学,专攻雕塑。常书鸿遭到了人生中第一次最重大的打击,悲痛欲绝,他策马狂追,跑了200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被在玉门找矿的地质工程师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抢救了三天,常书鸿苏醒以后,理智重新占了上风,他毅然选择了事业,又回到了敦煌。陈芝秀出走,皇庆寺黄土小屋的温馨不再。14岁的女儿沙娜用孱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天空,她请爸爸将她的学籍从酒泉转到敦煌县立中学,一边读书,一边跟爸爸学临摹,一边照顾爸爸和弟弟。目睹此情此景,常书鸿悲泪长流。他走出皇庆寺,任清凉的漠风吹着他日趋憔悴的面庞。这一年他才45岁,可一头发丝已经花白,神情枯槁。就在这一年,国民党教育部撤销了敦煌研究所的建制,大部分人离开了莫高窟。常书鸿几经辛苦才建立起来的队伍可以说已经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了两名青年工人。处此绝境,他将何去何从?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这一段文字,引自常书鸿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写的是1945年冬天他从敦煌迢迢万里返回内地求援的境况。常书鸿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给了常书鸿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决定将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了经费、编制等问题,甚至还给了一部十轮大卡车。1946年秋天,常书鸿返回敦煌,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他从四川招来一批新人马。

        1947年到1948年里,研究所又增加了一些新人,这其中有他后来的妻子李承仙。1948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仙有了女儿。也许是李承仙在洞里呆得太久,极少见到阳光的缘故,他们的女儿沙妮生下来就是软骨病,一岁多了脖子还直不起。稍事恢复,李承仙又进洞作画,沙妮由保姆送进洞窟来吃奶。在窟前雪色的波斯菊和紫红的大丽花凋谢的时候,两岁的沙妮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的睫毛很长很黑,眨眼的时候,就像两束火苗在跳动。如今,这睫毛像一道黑色的幕布,隔开了人世和天国。女儿眼神里该是有一丝怨恨的,然而李承仙看不到,她只能终生让愧疚噬啮自己的心……在这样异常艰苦的环境和生活中,常书鸿仍然组织临摹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和精品,推出了一批优秀临摹品和一批专家。这些临摹品成为中国美术史、文化史重要的研究资料,曾到过南京、北京和许多国家展览。敦煌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常书鸿也因此被誉为“敦煌艺术的守护神”。全国解放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常书鸿任所长。在长期整理和研究敦煌艺术的过程中,常书鸿撰写或编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组织完成的敦煌壁画临本有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及榆林窟25窟全窟壁画等。同时创作了数十幅油画作品。

        1994年,常书鸿病危时,再三叮嘱家人一定要把他葬在敦煌。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常书鸿生前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有过一次长谈。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人生有来世,你想做什么?”常书鸿毅然作答:“如果有来世,我还做常书鸿!”还做常书鸿,意味着一个人重新又要舍弃滚滚红尘中的一切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诱惑,以舍身饲虎的精神痴迷事业。这位将一生心血倾注于敦煌的艺术家,是值得人们记住和敬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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