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与刘江书》手稿
沙老致信
1980年6月，沙孟海先生在京治病，病中给刘江先生写了一封信，即后之著名的《与刘江书》：
现在我对五位同学（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学习研究上想到几点小意见：
一、全国书展评选上注重篆体的正讹，这是对的。古文籀篆变化繁多，我们学习，主要应抓小篆。对小篆的形体结构，必须下一番切实功夫，及早打好基础。我上次建议做《篆诀》注释，或可着手进行……
二、听说全国书展正楷极少，我们对正楷功夫应加重视。是否各人就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典型作品中选取一二种经常临习，这也是基础。所谓典型作品，应将刻手不佳的碑版除外……
三、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当前书法界主张不一，无所折中，但如启功先生有学问基础，一致推崇，颠扑不破……
四、学问是终身之事……一方面多看多写，充分了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博取约守，丰富自己创作的源泉。另一方面还必须及早学会阅读古书能力、查考古书能力……
五、凡百学问，贵在“转益多师”。各位研究学习，第一要虚心……第二要有大志。常言道“抗志希古”（古是指古人的长处），各位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胜过老一辈，还要与古代名家争先后……
这不仅是对我们当时在学的五位书法研究生的具体要求，也体现了沙先生的书法教学思想。五点意见包括字内、字外功夫，如临写篆书、楷书，如提升阅读、查考古书能力，如虚心与大志，全是需要历练的书法基本功，它来自传统，又异于传统，如唐代国子监的书科，平常“书法”练习之外，还要主修《石经》、《说文》与《字林》，有明令规定“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石经》即魏正始年间由诸儒刊定用古文、篆、隶三体书写上石的《五经》，“三体限三年业成”，重在古文、篆、隶即正、草以外非常用性书体的研习与临写，是技巧性的常课，不列入国子监考试范围的，而许慎《说文》、吕忱《字林》则是考试的主要内容，凡二十条，通十八及第。诵习《说文》、《字林》，精研文字、声音与训诂，原原本本，盖属文字学课程，一两年时间未必能深入之，书科生亦未必需要专攻，精而善之，然其形声，尤其形，一字之正讹、通俗，是书写关键之所在，写雅写正，正是首务。文字学作为文化课程，实际上是书科生的主课，是一种学历，同侪于国子监其他五科（国子生、太学、四门学、律学与算学），学而优则仕之，同时又是有异于技术官如不入流的书手的一种专业知识。
其实，沙先生对文字学的要求已作了很大的改变，只强调小篆，且重在形体、结构，纯在有宜于正确无误地书写文字，把它的声音、训诂留待以后各位的志趣。可惜他所建议的《篆诀》注释，没有很好地进行下去。研习与临写的书体，沙先生要求“充分了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博取约守”者，范围已突破《石经》之古文、篆、隶三体，且《石经》出之拓片，实已不宜作范本，加上地不爱宝，出土良多，印刷术又昌盛进步，影印流布，甲骨、鼎彝、简帛、纸卷与碑志，正草书体，古今书迹，借鉴仿习，既远胜于当年，自然更有利于书写，而其功用，沙先生所谓“丰富自己创作的源泉”，显然不仅在于传统的应用书写。多看多写，诸体并行，在现今渐趋非应用的环境里，正草隶篆已经不是传统的适时而用、各宜其事了，事实上，传统亦多见变通，如篆之婉通、隶之精密、草之流畅、章之检便，互融互惠，相成相辅，其篆笔隶格，或正草相杂，诸书体、诸用笔之错综运用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早演化成多元手段，“创作”两字，虽借用美术术语，意义却是十分深远的。这是书法的专业学问，自然是包括实践与理论两项的，“多看多写”、“博取约守”固然归于实践，“原委变迁”之“充分了解”，实践中带有理论，有的纯要依靠书本知识，如书体名称所谓隶书、八分、真书、楷书，古今人的理解不尽相同，多见异歧，这是需要通过阅读遂能加之辨析的，因此，书法的专业学问，尤其理论方面的，阅读与查考古书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试举一例。米芾的《海岳名言》是一篇历史名作，凡学习书法的都必须阅读，其二十六条，沙先生已经注释，堪称正详。按《海岳名言》出之后人辑录，非米芾一时一地之作，故其中书家姓名因时不同，前后有别：有全称如欧阳询、颜真卿；有简称如僧虔（王僧虔）、“褚、陆、徐峤”（褚遂良、陆柬之、徐峤之）；有俗称如老杜（杜甫）、张颠（张旭）；有以字称者如蔡元长、章子厚，元长乃蔡京之字，子厚是章惇之字；更有讳其名而呼之谥如王安石称文公者，若无文史知识焉得详知。又如地名今古沿称如杭州飞来峰，今已更名如金陵幙山现称幕府山，其他职官如门下侍郎、郎官以及经生、书学博士之类，皆属历史知识，得依靠工具书。至于讹误，如九之“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二十二之“文公与杨凝式书”，“与”乃“学”之讹。又如传抄，明显有十六之“生布置”、“书在布置”、“其在布置”三本文字；隐晦有如二十五之“别为一好萦之”，“为”作“有”；十二之“虽有飞动之势也”，夺一“虽”字；十三之“故知百物之状”，衍一“知”字，事归版本，为别一学问，但只要稍作留心，有查考能力，是不难发现的。沙先生提出作为专业书家“除技巧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这是历史现象也是个人经验，作为专业书家仅有一门学问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世无孤立之学问。古人治史注重才、学、识，作为书家的专业知识，无论研习书写技巧还是论述书史、书体、书评、书法与书家，诸般学问，才、学、识三长是必备功夫。当然，书法创作尚须加一“情”字，有才有情，才情相辅乃是真才，既有才情，复加学识，方可成大家、出人头地，有别于一般书人或古之所谓江湖秀才、市井名士。
抗志希古
至于字外功，虚心与大志，虚心是可以理解的，大志还得赘述一下。沙先生的所谓“大志”，是“抗志希古”，超越前人，“与古代名家争先后”，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期待，也是潘天寿、陆维钊创办书法专业的理想所在，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责任。此话虽属最后说，看似不经意，其实十分重要，是问题的核心，纲举目张，一切皆可迎刃而解。“与古代名家争先后”者，亦不外于技巧与理论两项，其传承与发扬，包括处置古今、人我、新旧、雅俗诸关系，是辩证的，有度的，不及与过之，皆是魔障，此既系之于人生，又囿之于时代，自诩无用，是要公论，历史的肯定，所谓“五百年后评自公”，谈何容易。胜局虽难料，总要立志，有志尚难酬，何况无志，“与古代名家争先后”值得我们深思。
“抗志希古”，古代名家长处何在，研究与认识是为首务，尤有关于作者的识见，是必须认真的，尤其人物臧否、作品真伪以及书法作品的工拙优劣，实事求是，功在平允，如老吏断狱，谨言慎行，沙先生的《近三百年书学》堪称典型。该篇作于1928年，历叙三百年（1628～1927年）来书家。再版于1984年，其间相隔56年，除了时代包括政治原因删去的郑孝胥诸条和女书家一段之外，修订多处，如颜真卿山东人改定为陕西人，始从史书之称；原视李斯、李阳冰为篆书传承的“正统”，今本改作“传统”，一字之改，益见确论；篆书名家如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的排名易位，王澍的补充，以及邓石如篆书传承表的删去，郑重其事，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修正，诚如沙先生《印学概述修订本自序》所谦示的：“早岁弄翰，识见弇浅，间有舛错，害人多矣……晚年见解，有所不同，未能尽改，暂供参考而已。”至于邓石如、伊秉绶两传的改写，对邓之“以隶笔为篆”与伊之“错落隶书”作了进一步肯定，用心所在，不难体察，借古鉴今，实有利于篆隶的创新。尤可为后人师范的，是书之撰述一改历来论书之虚辞高论、故作深隐的腔调，犹如夜床对话，平直而俚俗，既深入浅出，又通畅明白；书法渊源之分析，传承得失之议论，风格高下之品评，自然去华饰，直截了当，一语破的，且全来之自身参悟与证验，若加留心，度人金针，俯拾皆是。加上用词严谨，引文郑重，迥异于并世书论，其立题分类，别张一军，时人之浪评臆说，亦多能正视之，直言不讳，如康有为之言论，沙先生虽多加引述，征之所评，其间讽谕亦复不少，有如以为其大著《广艺舟双楫》“太侧重碑学也”，“也有所弊”，其中所谓刘墉“集帖学之成者”，“不知南海先生的话从何说起”、“未免太过了”，已寓讥谑。康有为是沙先生前辈，名高一代，沙先生曾以师侍之，甚见敬重，书史之说，如是下袒先贤，不隐师尊，其识之外，实须有胆或谓德矣！
师严然后道尊，是信公布已近30余年，沙先生仙去亦已多年，受业垂垂老矣。于先生乃为学生，检点平生，诲训终亏；于晚辈已是先生，回顾往昔，师范有失。先散后逸，感叹多多，略述德音，聊作缅念而已。
朱关田（西泠印社副社长）
（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