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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读《与刘江书》

        作者:朱关田2020-06-16 07:05:07 来源:美术报
        又读《与刘江书》

        沙孟海《与刘江书》手稿

        沙老致信

        1980年6月,沙孟海先生在京治病,病中给刘江先生写了一封信,即后之著名的《与刘江书》:

        现在我对五位同学(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学习研究上想到几点小意见:

        一、全国书展评选上注重篆体的正讹,这是对的。古文籀篆变化繁多,我们学习,主要应抓小篆。对小篆的形体结构,必须下一番切实功夫,及早打好基础。我上次建议做《篆诀》注释,或可着手进行……

        二、听说全国书展正楷极少,我们对正楷功夫应加重视。是否各人就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典型作品中选取一二种经常临习,这也是基础。所谓典型作品,应将刻手不佳的碑版除外……

        三、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当前书法界主张不一,无所折中,但如启功先生有学问基础,一致推崇,颠扑不破……

        四、学问是终身之事……一方面多看多写,充分了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博取约守,丰富自己创作的源泉。另一方面还必须及早学会阅读古书能力、查考古书能力……

        五、凡百学问,贵在“转益多师”。各位研究学习,第一要虚心……第二要有大志。常言道“抗志希古”(古是指古人的长处),各位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胜过老一辈,还要与古代名家争先后……

        这不仅是对我们当时在学的五位书法研究生的具体要求,也体现了沙先生的书法教学思想。五点意见包括字内、字外功夫,如临写篆书、楷书,如提升阅读、查考古书能力,如虚心与大志,全是需要历练的书法基本功,它来自传统,又异于传统,如唐代国子监的书科,平常“书法”练习之外,还要主修《石经》、《说文》与《字林》,有明令规定“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石经》即魏正始年间由诸儒刊定用古文、篆、隶三体书写上石的《五经》,“三体限三年业成”,重在古文、篆、隶即正、草以外非常用性书体的研习与临写,是技巧性的常课,不列入国子监考试范围的,而许慎《说文》、吕忱《字林》则是考试的主要内容,凡二十条,通十八及第。诵习《说文》、《字林》,精研文字、声音与训诂,原原本本,盖属文字学课程,一两年时间未必能深入之,书科生亦未必需要专攻,精而善之,然其形声,尤其形,一字之正讹、通俗,是书写关键之所在,写雅写正,正是首务。文字学作为文化课程,实际上是书科生的主课,是一种学历,同侪于国子监其他五科(国子生、太学、四门学、律学与算学),学而优则仕之,同时又是有异于技术官如不入流的书手的一种专业知识。

        其实,沙先生对文字学的要求已作了很大的改变,只强调小篆,且重在形体、结构,纯在有宜于正确无误地书写文字,把它的声音、训诂留待以后各位的志趣。可惜他所建议的《篆诀》注释,没有很好地进行下去。研习与临写的书体,沙先生要求“充分了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博取约守”者,范围已突破《石经》之古文、篆、隶三体,且《石经》出之拓片,实已不宜作范本,加上地不爱宝,出土良多,印刷术又昌盛进步,影印流布,甲骨、鼎彝、简帛、纸卷与碑志,正草书体,古今书迹,借鉴仿习,既远胜于当年,自然更有利于书写,而其功用,沙先生所谓“丰富自己创作的源泉”,显然不仅在于传统的应用书写。多看多写,诸体并行,在现今渐趋非应用的环境里,正草隶篆已经不是传统的适时而用、各宜其事了,事实上,传统亦多见变通,如篆之婉通、隶之精密、草之流畅、章之检便,互融互惠,相成相辅,其篆笔隶格,或正草相杂,诸书体、诸用笔之错综运用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早演化成多元手段,“创作”两字,虽借用美术术语,意义却是十分深远的。这是书法的专业学问,自然是包括实践与理论两项的,“多看多写”、“博取约守”固然归于实践,“原委变迁”之“充分了解”,实践中带有理论,有的纯要依靠书本知识,如书体名称所谓隶书、八分、真书、楷书,古今人的理解不尽相同,多见异歧,这是需要通过阅读遂能加之辨析的,因此,书法的专业学问,尤其理论方面的,阅读与查考古书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试举一例。米芾的《海岳名言》是一篇历史名作,凡学习书法的都必须阅读,其二十六条,沙先生已经注释,堪称正详。按《海岳名言》出之后人辑录,非米芾一时一地之作,故其中书家姓名因时不同,前后有别:有全称如欧阳询、颜真卿;有简称如僧虔(王僧虔)、“褚、陆、徐峤”(褚遂良、陆柬之、徐峤之);有俗称如老杜(杜甫)、张颠(张旭);有以字称者如蔡元长、章子厚,元长乃蔡京之字,子厚是章惇之字;更有讳其名而呼之谥如王安石称文公者,若无文史知识焉得详知。又如地名今古沿称如杭州飞来峰,今已更名如金陵幙山现称幕府山,其他职官如门下侍郎、郎官以及经生、书学博士之类,皆属历史知识,得依靠工具书。至于讹误,如九之“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二十二之“文公与杨凝式书”,“与”乃“学”之讹。又如传抄,明显有十六之“生布置”、“书在布置”、“其在布置”三本文字;隐晦有如二十五之“别为一好萦之”,“为”作“有”;十二之“虽有飞动之势也”,夺一“虽”字;十三之“故知百物之状”,衍一“知”字,事归版本,为别一学问,但只要稍作留心,有查考能力,是不难发现的。沙先生提出作为专业书家“除技巧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这是历史现象也是个人经验,作为专业书家仅有一门学问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世无孤立之学问。古人治史注重才、学、识,作为书家的专业知识,无论研习书写技巧还是论述书史、书体、书评、书法与书家,诸般学问,才、学、识三长是必备功夫。当然,书法创作尚须加一“情”字,有才有情,才情相辅乃是真才,既有才情,复加学识,方可成大家、出人头地,有别于一般书人或古之所谓江湖秀才、市井名士。

        抗志希古

        至于字外功,虚心与大志,虚心是可以理解的,大志还得赘述一下。沙先生的所谓“大志”,是“抗志希古”,超越前人,“与古代名家争先后”,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期待,也是潘天寿、陆维钊创办书法专业的理想所在,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责任。此话虽属最后说,看似不经意,其实十分重要,是问题的核心,纲举目张,一切皆可迎刃而解。“与古代名家争先后”者,亦不外于技巧与理论两项,其传承与发扬,包括处置古今、人我、新旧、雅俗诸关系,是辩证的,有度的,不及与过之,皆是魔障,此既系之于人生,又囿之于时代,自诩无用,是要公论,历史的肯定,所谓“五百年后评自公”,谈何容易。胜局虽难料,总要立志,有志尚难酬,何况无志,“与古代名家争先后”值得我们深思。

        “抗志希古”,古代名家长处何在,研究与认识是为首务,尤有关于作者的识见,是必须认真的,尤其人物臧否、作品真伪以及书法作品的工拙优劣,实事求是,功在平允,如老吏断狱,谨言慎行,沙先生的《近三百年书学》堪称典型。该篇作于1928年,历叙三百年(1628~1927年)来书家。再版于1984年,其间相隔56年,除了时代包括政治原因删去的郑孝胥诸条和女书家一段之外,修订多处,如颜真卿山东人改定为陕西人,始从史书之称;原视李斯、李阳冰为篆书传承的“正统”,今本改作“传统”,一字之改,益见确论;篆书名家如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的排名易位,王澍的补充,以及邓石如篆书传承表的删去,郑重其事,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修正,诚如沙先生《印学概述修订本自序》所谦示的:“早岁弄翰,识见弇浅,间有舛错,害人多矣……晚年见解,有所不同,未能尽改,暂供参考而已。”至于邓石如、伊秉绶两传的改写,对邓之“以隶笔为篆”与伊之“错落隶书”作了进一步肯定,用心所在,不难体察,借古鉴今,实有利于篆隶的创新。尤可为后人师范的,是书之撰述一改历来论书之虚辞高论、故作深隐的腔调,犹如夜床对话,平直而俚俗,既深入浅出,又通畅明白;书法渊源之分析,传承得失之议论,风格高下之品评,自然去华饰,直截了当,一语破的,且全来之自身参悟与证验,若加留心,度人金针,俯拾皆是。加上用词严谨,引文郑重,迥异于并世书论,其立题分类,别张一军,时人之浪评臆说,亦多能正视之,直言不讳,如康有为之言论,沙先生虽多加引述,征之所评,其间讽谕亦复不少,有如以为其大著《广艺舟双楫》“太侧重碑学也”,“也有所弊”,其中所谓刘墉“集帖学之成者”,“不知南海先生的话从何说起”、“未免太过了”,已寓讥谑。康有为是沙先生前辈,名高一代,沙先生曾以师侍之,甚见敬重,书史之说,如是下袒先贤,不隐师尊,其识之外,实须有胆或谓德矣!

        师严然后道尊,是信公布已近30余年,沙先生仙去亦已多年,受业垂垂老矣。于先生乃为学生,检点平生,诲训终亏;于晚辈已是先生,回顾往昔,师范有失。先散后逸,感叹多多,略述德音,聊作缅念而已。

        朱关田(西泠印社副社长)

        (本文略有删减)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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