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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泠印社集资购藏《三老碑》

        作者:周惠斌2020-04-21 06:41:25 来源:收藏快报

          (1/3)“汉三老石室”内的《三老碑》

          (2/3)《三老讳字忌日记》拓片(上海图书馆藏)

          (3/3)西泠印社藏《三老碑》拓片局部(首句)

          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汉代《三老碑》,全称《三老讳字忌日记》,刻立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是现存最早的东汉石刻之一,也是江南仅见、浙江最古老的碑石,今保存在杭州孤山之巅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为国家一级文物。

        清咸丰二年(1852),《三老碑》在浙江余姚东北十里的客星山出土,碑额断缺,后人根据碑刻内容而予以命名。通高90.5、宽45厘米,右侧以格栏样式自上而下分为4框,各4至6列不等,每列6至9字,镌刻人物谱系,首句“三老讳通,字小父”;左侧为大格栏,计3列,每列约30字,镌刻铭文和立碑缘由,凡217字。

        《三老碑》主要记录东汉建武年间一位名叫“通”的地方官“三老”(掌管教化的一种荣誉尊衔)和妻子、儿子、儿媳、孙子等祖孙三代的名字(讳)及其逝世的日子(忌日),旨在让后代子孙尊祖敬宗,谨记祖辈品德功绩,同时免予言事触忌,不忘春秋祭祀,传承祖德。由第七个孙子“邯”所立,迄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

        命运多舛际遇起伏

        《三老碑》从出土、辨识、递传到最终归宿,命运多舛,际遇起伏。

        清咸丰二年(1852)夏五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严陵坞村的一位村民,挖到一块平整的石料,运回家中拟留作日后垒砌甃墓(墓壁)之用,清洗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当地诸生宋仁获悉后告知近村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前往辨识。周根据其文字内容和字体笔法,判断它非同一般,与村民商议后运至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二),并墨拓了百余份分送各地学者和金石同好研究。

        咸丰十一年(1861)10月,太平军攻城略地,兵至余姚,将周置放在竹亭的石碑、汉晋砖石悉数推倒,垒作灶台。太平军退后,“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周世熊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是天意所为,因而格外看重,精心收藏。

        1919年,从事古董收藏和交易的丹徒(今江苏镇江)人陈渭泉访得《三老碑》,以3000大洋从周氏后人手里购得后辗转运至上海,待价而沽。1921年,日本商人欲以重金收购,浙籍古董商人毛经畴将消息转告任上海知事的绍兴人沈宝昌,沈又告之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他们“不忍古物之沦亡”,为力阻该碑漂洋过海,流失异域,立即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

        醵资共赎筑室永存

        丁辅之赶赴上海,与社长吴昌硕紧急商议,莫不以为与其“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于是广联同乡,布告同仁:“此吾乡邦文献所系,讵可弃诸禹域之外。”吁请协力“醵金(集资)赎之”,“大雅宏达,共成斯举”。

        浙人闻风响应,名流慷慨解囊,吴昌硕、倪墨耕、何诗孙、陆廉夫、王一亭、商笙伯、高邕之、丁辅之、王福庵、吴石潜、叶为铭等印社同仁各捐献书画印谱10件、古画30件,举行义卖。不到一月,65人共集资11270元,浙江督军卢永祥、湖州首富张钧衡各捐2000元。其中,8000元向陈渭泉赎碑,3270元后用于筑室庋藏。

        1922年7月,三老碑运至杭州后,“择西湖孤山之阳,西泠印社隙地”,建造“三老石室”,连同社藏北魏、元至明墓志石刻,及摹刻宋拓先秦石鼓10枚,一并永久保存。吴昌硕特撰《汉三老石室记》,志述其事,著诗以赞:“三老神碑去复还,长教灵气壮湖山。漫言片石无轻重,点点犹留汉土斑。”石室门墙上另题刻楹联:“竞传炎汉一片石,永共明湖万斯年。”

        《三老碑》入藏西泠印社,为印学研究保存了实物依据,成为名符其实的“镇社之宝”,见证了印社先贤大师为保护祖国文物,凝聚社会力量护宝、藏宝、展宝的文化义举,彰显了浙籍有识之士的爱国情怀、民族风骨和崇高品德,更是西泠精神的生动写照。

        由篆入隶两浙第一

        《三老碑》不同于庙堂巨制、官家刻石,书体介于篆隶之间,由篆入隶,波磔起伏,隐然若现,颇具篆隶嬗变之际的古隶风貌,只是字形体势尚无成熟隶体扁方规正的固态,可谓汉隶成熟的雏形。其结体宽舒不拘,章法错落有致,书风醇古朴茂,刻划雄浑遒劲,尽显率意自由、野逸拙趣、古朴天真的活泼和灵动,在东汉数百通碑刻中,不失为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上乘之作。

        东汉时期,中原大地刻碑成风,石刻碑铭在黄河流域层出不穷。但是,在非文化核心区的东南浙地,出土东汉初期的石刻精品《三老碑》,实属罕见,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官制、石刻家谱、书法沿革,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一经发现,备受世人瞩目,海内金石家视若鸿宝,名家学者纷纷题跋作记。

        清李葆恂在《三邕翠墨簃题跋》中评价道:“此刻书势屈蟠生动,于诸汉隶中最有笔法可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由篆变隶”“笔法已有汉隶体”。何绍基赞之为“东汉第一碑”。达受(1791-1858,俗姓姚,名达受,字六舟,号南屏退叟,雅好金石书画,道光年间曾主杭州南屏山净慈寺)誉之为“两浙第一碑”。

        《三老碑》初拓字画肥厚,因石面不平,石花斑驳可见;晚拓则因石面磨平,字画变得纤弱。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达受跋本”,堪称最佳初拓本之一。其上端有咸丰六年(1856)二月达受为守六禅师的题名并跋,另有咸丰六年至十一年间(1856-1861)汪士骧题跋,咸丰十一年(1861)沈曾植观款,同治五年(1866)吴廷康题识、褚德彝题签并记等,分别钤有“余姚客星山周清泉印”“达受之印”“六舟”“曼陀罗室”“守六”“禅勤之印”“云史”“汪士骧”“湖山史隐”“康父”等印。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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