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文环境的改变，使艺术创作者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
书画艺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精神创造，是艺术家对自身生存体验的表述，也是艺术家对自身存在的自我确认乃至完成的方式。同时这一自我确认的过程，渴望批评的关注。在当代，批评的职能和地位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不再具有高高在上的评判姿态，甚至也不再像以往那样，承担引导艺术作品创作的职能。相反，它将是开放的、多元的，将会在异常丰富的学科领域、在独特视觉上展开，同时它所关注的将不仅是已完成的作品，还包括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以及创作心理、思维模式和独特的生活体验。于是，批评家与艺术家几乎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处于同样的生存境遇。
通常而言，美术批评会对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创作群体的艺术作品风格进行综合、概括，对某种特定的思潮、流派，某种风格的形成采取非旁观的姿态，起到催生作用。艺术家、批评家的贡献是通过自身的感悟，通过对艺术作品及创作过程的分析，从理论的视角表现出其对作品独特的阐释，从另外的层面赋予作品超越本身的意义。而艺术家在创作时，通过这种与创作紧密结合的批评，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及时获得社会性的客观认知。
艺术创作需要书画家用真诚的心态去面对，《芥子园画谱》笔法章中说，用笔有一字千金，曰：“活”，这一个活字，几乎道出了天地、古今之至理。画家作画，必须各适其秉性，而又深谙民族艺术之精髓。民族绘画艺术有着无尽的包容性与宽容性，它以中华文明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主线，在画家创作过程中，体现出众彩纷呈的个人精神面貌。如此，在我们评价具体的书画作品时，应有一个特定的尺度，阳刚有阳刚之美，阴柔有阴柔之美，各适其性。只是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都有共同的尺度，那便是本民族文化艺术之精神。我们不能把一位适合表现阳刚之美的画家强使之画面变得阴柔，反之亦然。批评家如此主张，便是误导；书画家如此实践，便是不自知与不诚实。无论绘画思想源于何处，一位书画家最终还是靠画面来说话，而画家和批评家最适合的话语方式是诚实说出自己的感知与心得。
民族文化艺术精神中的概念符号往往被一些伪画家与伪批评家利用，他们把一幅平淡无奇的画面说成具有某种高深莫测的哲学内涵，把一幅很是喧闹的画说成是“物我两忘”或者极“孤独”，把一幅本来粗陋卑俗的画面说成“解衣般礴”“逸品”乃至“气韵生动”之佳构，又有套用生物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学典籍概念者，这种意义上的批评家或者画家只要一套谙熟的概念，便可放诸画面而“皆准”。或许他们能写出一篇好看的文章，这种文章从逻辑、章法上都还完整，但对于后来者，则着实是误人非浅。对于学术，则无任何贡献。
纵观近现代中国绘画，在中西文化不同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创作的功利性致使艺术纯度不断低下。不可忽视的是我们本民族绘画传统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观念已不再提及，艺术研究的严肃性与纯粹性正在深受考验，代之而来的却是更多的无道德、无原则的空谈的理论家编造的伪理论话语，在空疏的“理论”构建中，学术的庄严荡然无存；在亲疏关系的影响下，艺术判断的标准丧失殆尽，而这种极不负责的态度与谎言的误导，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没有标准、没有文化、没有自知的“大师”。他们在那里旁若无人地陶醉，和批评家弹冠相庆。
真正的准则和发言权理应回收于艺术家本身。一位有修养的画家，一位真正意义上深谙中国书画文化精神的艺术家，必然是有较高与较纯的创作实践的，审美经验与个人风格成熟的书画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批评是哲学意识，批评家首先应该是深谙哲学并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独到的审美判断能力，且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创作体验都应达到相应的水准，否则又怎么去批评。一个胸无点“墨”的批评家，一个只知食古人余唾，不懂民族文化精神的批评家，或大言创新，欺世盗名，不知传统为何物、不知中国笔墨为何物的批评家，也不配做中国书画之评判者。好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是对中国绘画的繁荣有益的，我们的时代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画家和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理论家，使当代中国书画艺术呈现出和谐的健康发展新趋势。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