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于一艺一文，往深处发展，寒暑无间，通常认为是书斋生活最基本的条件。古代一些书法家以此辛劳为后世楷模，树为典范。历来苦学、苦思、苦吟、苦熬都在不少文人身上体现，由于如此持守而有建树。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一个有生机的人，在少年、青年变动不居的情性里，如此这般，生之乐趣也消失了。
在《周作人日记》里，我们除了看到读书于书斋，还有不少野外行旅的记录。这些户外的活动和正襟危坐读书有所不同，更充满一些天趣、稚趣。譬如清明时节随大人上坟，接触到了野外“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是何等的灵动鲜活。他对自然界植物充满了喜爱，它们不同的造型、色调、气味、韵致，都化解了书斋枯坐的沉闷。甚至，折几枝回来插，嗅到居室草木馨香。周作人除了进行英文和作文的规范学习，许多时间也花在闲书的阅读上，如《酒余闲志》《南方草木状》《野叟曝言》《抓鬼录》《禽经》等书，都一本本看过。这些闲书阅罢，有用没有用是后来的事了，主要是有趣味，比阅读四书五经更让人神怡情畅，是更为生活化市井味的，是与更大的生活场景连结在一起的——人文景观、节候物候、俗世礼数、乡野风土、行旅吟咏、家族情谊，比书斋更为感性与丰富。后来周作人的文学道路也印证了一个作家是离不开早年这些书斋外经历的，它们无声地潜伏在一个人的内心，在往后的日子显现出来。
文艺单打一可以见出专注，可是往往偏于单调。事实是，再专精的追求也会涉及许多其他学科边界，和其他的一些边界相交接，若枝丫相错，叶片碰触，是难以划割干净的。古代文士的学习生活并不局限于一艺一文，而是多有延伸，这些延伸的领域，使他们融会贯通，不仅广而且深，最终在几个领域都有所建树。如宋代的几位文人，书法界视其为书法家，画界视其为画家，文学界视其为文学家，其收名也远，传之也远。如果细究，古代文人涉猎领域都比较广泛，艺文兼备浩浩荡荡，千年过尽犹祀其像。这就是一个人的丰富性。丰富性不是关在书斋形成的，多半是走出书斋，见陌生人，到陌生地，听陌生言说，是比读四书五经多一点新鲜，或者荒唐，涉人间百味从此而生。时下有不少论说古文人交游的文字，一个文人走出书斋到了更广大的空间，他的生活丰富了，眼界开阔了。交游似乎与正经学业无关，是浪费时日，实则使人成为一个有血肉情调的人。
所谓交游就是书斋生活的补充。行于道途需时日，与人交集需时日，相对于错杂，无一定之规而多趣味。宋人苏辙十九岁前居家读百氏之书，感慨“皆古人之陈迹”。于是外出游历天下，观嵩山华山之高，顾黄河奔流，又入京师观宫阙城池，与欧阳修门人贤士大夫游，自此受益。文士相聚未必酸腐地掉书袋，感慨发奇声，纵横得意新，何拘一格。有一则关于夜航船的故事：夜间行于水上不免落寞，于是各色人等聚于一处言说所历所见，于是遐迩诡谲之事，疑真疑幻之说，纷纭而起，幽渺离奇使人魂动心惊，觉天下之大无所不有，于是长了识见。如果一个人处于民间，街谈巷议何可不采，道听途说也存风雅，文士不可忽略。想想蒲松龄笔下题材的来源也是新奇得很：“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民间是一个题材的宝库，取之无竭。前提是，一个文士乐意把书斋大门打开，走出来才是。
一个人在书斋里研读，不知夜半已至，确为用功之旨。但人不止这么一种积学方式，而有一些与此相远的方式，也可以在日后成为一个文士的资源。周作人的日记中记有不少野外春游的记录，或乘舟或步行，从笔调上看很开心，比书斋阅读更为快意，在这春风骀荡春意盎然的时光里，一个人的内心，如何能不起涟漪，于日后咀嚼回味。亲身去过百草园的人都不会满足，甚至失望，但它却是周氏兄弟少儿时的乐园，人至老大也不能忘怀，因为书斋外的活动更感性、鲜活，就像孩童捧着课本念着“春天来了，草又绿了”，不如放下，出去感受一番。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