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作为中国海派艺术的开拓者，是近现代最为重要的书画家、篆刻家之一，在艺术上是传统与现代交汇点上坐标式的代表人物，是承古开今的艺术大师。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昌硕出生在浙江省安吉县彰吴村，卒于1927年，终年84岁。吴昌硕一生名号颇多，初名俊、俊卿，后署名苍石、昌石、昌硕，别号很多，如缶庐、老缶、缶道人、苦铁、破荷亭长、五湖印丐等等。他的篆刻、书法、绘画，具有强烈的个人艺术面貌，在中国书画史、篆刻史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年轻时的吴昌硕对艺术创作自金石篆刻入手，整日与石为伴，早期广泛吸收借鉴战国古玺、汉印、封泥、陶文等古代文字，不蹈常规，后期多参石鼓文的结体和笔意，风格更为朴茂苍劲。他曾言：“余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在篆刻上，吴昌硕是公认的大师。对此，他也颇为自信：“我金石第一，书法第二，花卉第三，山水外行”。对《石鼓文》书法的毕生探索，成就了他的篆书艺术，并且在临学的过程中能够做到食古出新，形成自我面目。
吴昌硕与他的“朋友圈”
1869年，26岁的吴昌硕首度赴杭州，求学诂经精舍，从名儒俞樾学习小学及辞章。俞樾（1821-1907），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德清人。
俞樾于1868年出任诂经精舍山长，主掌精舍讲席达31年，其掌教强调“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诂经精舍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专收古体，不涉时趋”，故精舍以学术严谨而与专意科举的书院形成鲜明对比。吴昌硕在诂经精舍的治学经历，对他于金石学的理解和篆刻书法的探索具有重要影响。
1872年，29岁的吴昌硕初次赴沪，结识了书画家高邕和其时海上画坛的领袖人物胡公寿。以印人起步的吴昌硕，在青年时代于湖州、杭州等地的游历中就开始了对金石碑版文字的研习，他曾于1875年寄寓湖州收藏家陆心源潜园，及至中年留居苏州，更借助印艺得以与一批江南学术、收藏圈中的显赫世家相交，其中如吴云，因藏有各种旧拓《兰亭序》二百多本，故名其室为“二百兰亭斋”。
吴昌硕曾于1875年寄寓湖州收藏家陆心源潜园，协助其整理文物，及至中年留居苏州更借助印艺得以与一批江南学术、收藏圈中的显赫世家相交。
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湖州人，官至苏州知府。曾因藏有各种旧拓《兰亭序》二百多本，故名其室为“二百兰亭斋”。吴昌硕于1872年初游苏州时造访了这位乡前辈，1880年更曾坐馆吴云府中。
吴昌硕为吴云刻有“听枫山馆”等多方印，是时，吴云又请其为刻“师酉二敦之斋”两方及“平斋晚号退楼”、“第一江山作郡来”印。另多通信札，内容亦为嘱托刻印，吴云在印作完成前后提出了细致的意见与点评，有以自己辑录的《两壘轩彝器图释》相赠。信中种种，颇能体现吴云的古文字与印学思想，以及令吴昌硕一生铭感的知遇之恩。
杨岘（1819-1896），字见山，又字季仇，号庸斋、藐翁、迟鸿轩主等，湖州人。1882年，吴昌硕以捐纳在苏州谋得一小吏之职，举家定居苏州，得与杨岘比邻，几次欲拜这位同乡前辈为师，杨岘回信以为师生之称未免落俗，提议不妨以兄弟相称，“师生尊而不亲，弟兄则尤亲矣”。
在二人以兄弟定交的信函中，杨岘便以读书作文为例，劝勉吴昌硕“不必过事高古，惟古书不可不读，使知宇宙间原有高古文字”，这种以古为用的艺术观，与吴昌硕后来“古人为宾我为主”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杨岘对吴昌硕的影响还在其浪漫的诗人情性，散落在诸多的诗文往还，书画题跋之中，贯穿吴昌硕四五十岁间的艺事探索与人生走向。
《行书质寿镜片》便是杨岘七十寿辰之日应吴昌硕之请而作，由吴昌硕珍藏。杨岘形象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精神强固”身心安康才是长寿的前提。
任伯年（1840-1895），名颐，号小楼，浙江萧山人。与任伯年相识于1883年，任伯年从吴昌硕尚显稚嫩的画作中看到长年书法、篆刻磨练的笔墨功力，对他青眼有加。二人虽未定下师生名分，却从此成为至交。
任伯年曾为吴昌硕作过多幅肖像，包括《芜青亭长像》（1883年），《饥看天图》（1886年）、《棕阴纳凉图》（1887年）、《酸寒尉图》（1888年）。《蕉荫纳凉图》画上未署纪年，吴昌硕之孙吴长邺在年谱中将其列为1888年绘，另有一说谓此作于1892年。吴昌硕对此画极珍爱，任伯年去世后，他常睹画思人。
1904年，他在画上写下了一首长诗，诗中感慨了自己并不顺遂的人生，并以雨打芭蕉的意境，传达了对故人的思念。此作曾被窃，令吴昌硕痛惜不已，1907年，它被吴昌硕的好友、词人郑文焯在上海发现，得以物归其主。郑氏题跋对画作的失而复得作了说明。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湖州人。1913年，在王震的盛邀下，吴昌硕搬入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在成就艺术巅峰的晚年岁月，吴昌硕与王震成为了情同父子的忘年至交。
王震曾自谓“四十后，与安吉吴先生论画敲诗无虚日”，除了艺术的切磋和砥砺，吴昌硕与王震的身影也频繁地出现于各种书画社团的雅集、展览、慈善赈灾活动中，“王画吴题”一时有“海上双璧”之誉。
1914年，任伯年之女任霞检父亲遗作墨竹，由王震于其上补绘吴昌硕小像。吴昌硕于画上题跋谓“画中之竹，廿年前伯年先生所作，一亭王君为余画像其中，呼之欲出。一亭予友也，先生（任伯年）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这段题跋，加之王震自题中“回首师门”之语，成为了后来研究者关于三人亦师艺友关系的最好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