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八是一个艳阳天，我们的工作从下午两点左右开始。
大家分工明确，男生负责搬书和装书的袋子，两个女生留守，集齐了一批就开始流水线式装书累叠。中央大厅出口处的阶梯上人很多，靠墙的这一边原装的尼龙袋叠得到处都是，而另一边上一场叶兆言先生的签售会还没完，队伍艰难地挪动。
我们叠了一堆又一堆，不时有人从废袋子堆外探头探脑望进来：
“这啥书？”
“诶？刘源将军的新书啊！”询问的人得了信，脸上莫不是露出了然与钦佩的。
“卖的吧？啊？去哪里买？”于是，大伙儿卯足了劲想要提前了解情况。
“哦哦，那好。我两点半再来。”
书整理的很快，收拾完地上的垃圾后，大家又各自散去，倒垃圾的倒垃圾，上厕所的上厕所。也没过几分钟，回来时堆书的墙角已经被队里几个男生围了起来。
“你们来的太迟，我们都要守不住了。”他们背靠着书，双臂微微张开后拢，护小鸡似的。
男生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着工作要求：“我们守的这些书是不卖的，所以不能随便给人。给出手的得经过领导同意，说几本就是几本。”
这时的秩序还好，我们站在书堆前，应付着各方来客。有已经逛了书展好一会儿，提着书袋，耐不住好奇开口问的老百姓；也有穿着衬衫领带西裤皮鞋，整个人一丝不苟的官家人。
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临近两点十五，人流量渐渐大了，热情的买家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把书拎到靠发布台的西边去，那儿是常规卖书地点，我们要等着开场了。从西口往台下坐客人的场地探，不少“衬衫西裤”已经正襟危坐，后排靠近围栏的座位上还有不少百姓，有的人我们在一两个小时前就见过，早就扎了根似的。
西边卖书的桌子顶不住人潮推挤，摇摇晃晃。于是带队的余万清叔叔指示我们将袋子再拎到东边儿去，那儿人少，我们守卫工作相对轻松。
终于歇一口气后，我们挨着东边堵口的书桌，几个人围成一圈拱卫着中间层层叠叠的书袋。映着袋子上的“梦回万里，卫黄保华”的潇洒字样，发布会的开场音乐在荧屏的闪光中响亮地奏起来。
流程一步步走，台上着蓝色衬衫的将军衣着笔挺，精神抖擞地致辞。我们台下东角听得不甚明朗，却也被他铿锵有力的声调激得心潮澎湃。
恍神间，又有人把手伸进了人墙的缝隙里。
“哎哟，就看看，哪有甚么大碍。”有人推推搡搡嘟哝着。我们手按着坚持不让人抽出。
“这里不卖书，那哪儿卖呀？”有人伸脑袋进来东瞅西瞅。“西边儿，您在那儿买，也在那儿上台要签名。”
人们看着这圈里与书配套的袋子，总是艳羡而不乏失落地笑，转而朝西口儿奔去。
一个上海本地的老先生挤进来，堵住了我们圈漏的一个口。他将手里自个儿的书袋往我们书袋上一放，对我们友善笑笑，又转身朝外用上海话替我们回：“哎呀，不卖的，你们就去对面买。”
我们组成的人墙周围，一个戴着记者证的女士往里挤，指明是刘源将军的老朋友。她的身后人潮涌动，大家都想要走近点一睹将军英武雄姿。
几个身着警服的安保人员铜墙铁壁似地立着，伸手将人群向外拦。
记者女士气急败坏地喊：“请你们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好不好？！！”她手里一张想传给刘源将军的纸条应和着主人的意图往里飘。
“那你也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好不好？！！”安保的叔叔一把夺过纸条揉成了一团，“不管你是谁，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人民安全，保护首长安全！”
人群里肃然噤声，致敬般地朝后退。
台上的致辞、赠书、签售有条不紊地进行，台下安保忙忙碌碌，而我们在围成的小圈子里低声讨论：
“官家也不能放进去？”
“有确切名单的，为了维护现场秩序。”
“我们这书……”
“听说里面有很多珍贵一手资料的，而且首发限量两千一百本，卖只卖六百本，签售也只签一百本，纪念意义超群！！”
说到这儿，我们几个新生蛋子不约而同地朝外看密密麻麻热情不减的群众，相觑一眼，表示理解和感叹——那年今日，多少日月，幸而当初热血与功绩，至今尤不忘！
东口书桌外侧有个老先生挤进来，手捧未拆封的新书，在余叔叔的欣然同意下，笑眯眯地与主办方合了影。
突然对面一阵骚乱，猝不及防，有人告知我们签售会半路终止。便衣们在对讲机里通报了一声“有情况”，纷纷上台将将军护送走了。
现场人群像煮过了一般沸腾喧闹，与签名失之交臂的人失魂落魄，未来得及表达敬畏与感谢的人在后方憋红了脸地喊，想让风携丝余音给刘源将军。
余叔叔通知我们将地上堆的书袋一批批撤走。
忙而不乱地，几个男生立刻弯腰整理袋子，分两批有序撤退。
留守的两个女生和一个男生最后离开。在阶梯上转头回望中央大厅，远处书展轰轰烈烈依旧，近处除却桌椅已然人走茶凉，方才那空前盛况似乎是黄粱一梦，恍惚间留下的却是震撼。
八月十八是一个艳阳天，我们的工作在下午四点结束。
这样的日子，好似寻常，却只有经历了的人才知其中妙然。
一本书，是《梦回万里，保黄卫华》。另一本书，是将军铿锵的致辞，是安保敬业负责的态度，也是群众攒动的热情与发自内心的缅怀。
而我们，看见曾经先烈的镇守家国，看见现今人民的“镇守”历史，我们也学会“镇守”——这一种对古对今，都带着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态度。
（复旦大学 大一新生 周婉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