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艺术品市场风生水起，每年的交易都创造了不俗的成绩。但在很多人眼中，艺术品市场真假难辨，唯恐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涉足其中。这种状况客观上也造成了艺术品流通仅成为少数人的游戏，制约了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原秘书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东瑞看来，收藏是广大群众都能涉足的领域，只要是自己认为好的、有眼缘的东西，都具有收藏价值。但对于艺术品鉴定来说，仍需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保障机制，奖惩有据。
鉴定涉及人的命运
刘东瑞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做了14年秘书长，经他手的案子，有20多起因为鉴定结论而被改判，或免于“死刑”。在他多年鉴定工作的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严肃性、科学性，长年以一种敬畏的心理对待文物鉴定工作，经受住了各种利益的诱惑，保证了每一次鉴定结论的正确性。
上世纪90年代，四川“破获”了一起汉代银缕玉衣案。公安方面将玉衣的头部、手部带到北京鉴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秘书处一位工作人员请了两位专家鉴定，认为是真品，于是四川方面又抓了些人。为什么呢？警方认为：“玉衣找回来了，同墓出土的其他文物如玉器、漆器、青铜器等哪里去了?必须得继续追。”
当时刘东瑞正好出差在外，回京后要他开鉴定证书，他看完照片后说：“证书不能开，这里有几个疑点：一是连接玉片的银缕(或金缕)，四个线头在外面，顺时针方向旋钮。这件玉衣是旋钮在内，外面是十字交叉，与古制不符。当然，也可能原来在地下已成散片，出土后复原时给做反了；二是玉片四角孔洞的边缘有毛刺现象，说明是电动工具打的，与古代工艺不符；三是玉片像是强酸‘咬’的，没有包浆，与古玉特征不符。”他提出，需要先鉴定实物，再决定是否出证书。刘东瑞又请考古所的卢兆荫、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久芳等专家到四川成都复鉴，只见玉衣里挂了一个丝绸的内衬，虽用泥浆作旧，但坚挺的气质犹在，内衬上还留有机织的边缘，用手一撕，随着“刺啦”的声音，破口处升起一股“白烟”。经对银缕的化验，得知与银元成分一样。“这能是汉代的东西吗?”刘东瑞说，这个例子说明了，每个时代的生产工艺都有不同，抓住这点，就可以准确断代、辨明真伪。
以毁取乐不值得推广
此前，一档很火的收藏节目开创前，曾邀请刘东瑞为现场专家组成员，当他了解到节目的游戏规则时，婉言拒绝了。他说：“这个节目的设置理念是以毁来取乐，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古罗马斗兽场让奴隶与野兽搏斗，不是人死就是兽亡，奴隶主们在看台哈哈一笑；西班牙斗牛，玩儿一个斗牛士杀牛的过程，博得观众的欢呼。拿一件瓷器经专家组鉴定，如果判定是假，便由主持人手持护宝锤一砸，引得全场惊诧，达到了去伪存真的目的。这种玩儿法我不认可，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收藏，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的东西就不能收藏呢？就是假的呢，藏品没有真假，只有年份。真与假是相对的，今天的艺术品就是明天的文物，文物不能再生，但是可以产生。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物质留存，这档节目在台面上专家组的鉴定结论就绝对准确吗？他们的鉴定行为有授权吗？鉴定错了有赔偿制度保证吗？在节目的设置上，我提的问题都得不到答复，所以谢绝了。”
文物鉴定要有职业操守
在文物流通领域，鉴定是关键环节。目前在这个关键环节上，缺少制约机制。不能对鉴定部门、鉴定专家的资质、鉴定的程序、鉴定失误的赔偿等做出明确规定。于是有些鉴定者便把职业操守、道德底线放在一边而向“钱”看。
刘东瑞曾被邀请去一处藏家鉴定，邀请方表示鉴定费可以优厚，只要肯开证书。刘东瑞一看，都是现代制品。其中藏家从保险柜里拿出来“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瓷盘，每个瓷盘上画一个梁山好汉，底款是“大明宣德年制”。刘东瑞说：“施耐庵《水浒传》的刊印年代已是明代后期，在《水浒传》中才有了‘一百单八将’的排名，从这个简单的历史史实判断，这套系列瓷盘就不会是明宣德的，也不会是明清后仿的。那瓷盘上的人物画像基本是按照新中国成立后的《水浒传》连环画的形象绘制的，是现代人的手法。但藏家本人并不接受这个结论，后来藏家又从北京请去了不少专家，并且拿到了专家出具的几百件鉴定证书。”这些证书如果流向市场，会是什么结果，那是可想而知的。在一些鉴定证书上，都明文印着：“本证书的鉴定结论，仅为本中心专家的学术观点。”有的还加上“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样的鉴定证书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今，应在筑牢社会主义道德基础的同时，完善文化产业法律体系，建立、健全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法律制度，确立守法诚信的奖励机制，同时确立对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机制，建立可以信赖的文物艺术品鉴定的评估机制。
对 话
刘东瑞：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原秘书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朱丙林：北京金远见文物鉴定有限公司董事长
文化财富：目前国内艺术品鉴定如何能做到有据鉴定，并从哪些方面去着手规范市场和做好保障？
刘东瑞：目前市场上没有国家认定的权威鉴定的鉴定机构。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被认定为国家文物鉴定的权威机构。1996年改为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其性质变为国家文物局学术咨询机构，取消了权威性。目前国内的鉴定中心很多，专家也很多，但是没有进入门槛和统一的资质标准，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的民间的鉴定机构正在建立一套行业体系，值得关注。
朱丙林：中国艺术品市场多年来经历曲折发展，行业重要特征之一便是文物艺术品鉴定存在无据鉴定的情况。所谓无据鉴定，就是对文物艺术品真伪及价值的判断没有遵循一定规律、没有评判标准，也没有形成行业规则，因此造成鉴定结论缺乏可靠依据的窘状。金远见坚持有据鉴定，一是有严格的鉴定规则、规范、制度、流程；二是有属于自己的队伍；三是有必要的仪器设备；四是有特殊的保价系统，这也是十分关键的。保价实际上类似保险，是一种责任和纠偏机制，以防在鉴定过程中出现丝毫偏差，仍能确保消费者免受经济损失，这是目前艺术品鉴定市场十分罕有的机制，也是我们的特色所在。
文化财富：在文物鉴定过程中，经验鉴定和仪器鉴定应如何结合？
刘东瑞：在文物鉴定方面，首先在于理念的更新，道德标准需要放在第一位。鉴定行业需要自律，鉴定专家需要为自己的结论和行为负责，并与个人的信用体系挂钩，这样素质的提升会为鉴定带来清流。同时，传统眼学和科学鉴定，还需要像中西医一样，最明智的做法是让二者结合，优势互补。
朱丙林：过去鉴定采取传统“眼学”的方法，即根据鉴定专家近距离眼观、手触得出鉴定结果，这种结论的得出并没有可靠的科学检验作为支撑，也不能对文物艺术品的物理属性、化学属性、年代特征等辅之以科学手段加以判定。另外，“眼学”所作出的判断纯粹是根据判断者个人的经验得出，虽然经验累积有一定的可信度，一方面因为最终没有呈现在论文或报告等书面结论文件上，而使得文物艺术品鉴定“无据可查”；另一方面，加上一些利益趋使及判断者本身知识、经验的局限，以及鉴定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让被鉴定物品无法确认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及合理性，从而导致鉴定的不稳定性，以及行业乱象形成。
金远见一方面为鉴定师建立了“背对背”体系，并对难以判定的“疑难”文物进行“集中会诊”。无论鉴定师进行何种判定工作，在鉴定工作中，都会有文字、视频等相关资料的收集和保存。另外，在评估过程中，一方面，评估师资质的有效性是我们十分关注的；另一方面，评估过程中的相关依据、记录以及资料都需要层层留存证据。这样既可以在程序上完善鉴定工作，也可以明确责任，一旦出现问题可以迅速追责，并及时解决，更能在行业体系中以严谨的态度肩负起对消费者和文物的责任。同时，金远见还配备专业的科技检测仪器，从多方位提升艺术品鉴定的技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