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Pub１ic Art)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约定公共艺术费用比例的“艺术百分比计划”(Percent for Art Program)，之后各国起而效之，从而掀起了一股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艺术建设热潮。表面上说，公共艺术的成长与一些国家的文化资助计划直接有关，实际上，它与二次大战后的全球竞争有着潜在的关系。人们认识到，公共艺术在精神上有着巨大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公共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公共艺术不仅仅停留在艺术家创作的每件作品上，而是艺术家介入社会的更为直接的方式，并在此发挥出它整合整体视觉复合空间生命意涵的创发与赋予。这种整合(Gesamtheit)的理念若溯本求源，我们可以从对现代建筑、设计有主要影响的德国包豪斯构建的思想中找到它的源头。瓦尔特·格罗皮尤斯在其包豪斯的宣言中说：“包豪斯寻求所有的艺术都应合而为一，所有的艺术学科、手工艺门类———雕塑、绘画、艺术行当和手工艺都是建筑艺术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这里，包豪斯长远目标是让壮观雄伟的艺术与艺术装饰之间没有界限，且建造伟大的整体的艺术作品。”公共艺术是全面性的价值观与美学涵养的呈现，是“审美的共同体”。这与纯艺术中所强调的自律性、艺术家个人私密性经验或纯形式美本身并非对立的。公共艺术原则上是艺术家透过其作品强调它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要求各学科各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把整个城市、整个区域的精神当成一件大规模的综合艺术加以考虑。出于这样的原由，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使我们不能不考量公共艺术存在的可能性，从而在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公共空间的公共？ 意义是深远的。正如美国艺术家策展人苏姗·蕾西在《量绘形貌：新类型公共艺术》中认为的那样，公共艺术历史的建构不是在做材料、空间或艺术媒介的类型研究，而是以观众、关系、沟通等想法为主。让艺术介入开放空间，借此来催化对象，指引出更为清晰的“共同价值”。这种互动参与的价值，明显地将他者放置在其中，并使其透过这种机会看见自己，并由此衍出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今天，艺术在公共空间中营造的公共性促使多学科走向整合，介入公共空间中的艺术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它起的特别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一种影响。让艺术融入社会融入新的人文景观，从本体语言的锤炼到人文语境的营造。艺术在材料、空间、色彩、形态、亲和力等方面都呈现出崭新的魅力。
从波依斯的“社会雕塑”到克里斯多的“大地艺术”“包裹艺术”，“扩大艺术概念”的构想并非乌托邦空想，而是真实的社会雕塑实体所形成的社会审美共同体。比如，露希-奥塔的衣服睡袋拼装的作品从社会学、环境、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有意味的介入。尼托运用纤维材料把一些本具神圣意味的场所空间进行梦幻般的营造。今天，人类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到了数字、信息时代的21世纪，关于公共空间中具有诱惑力的公共性有了更多层面，更多元的诠释。从广义的方法论来看，公共艺术驻留的公共空间已不局限于广场、公园、街道，虚拟与实体的时空都有其存在的事实。谈论公共艺术若只涡旋、徘徊在公共艺术本身，而忽略了它的公共性限定与 内涵及与之相关部分的联系，公共艺术的发展将受到制约。公共艺术营造的公共性空间及公共性促使我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者们必须走向多学科整合的时代。如何利用社会共有资源，如何设定不同城市地域的公共艺术品规划，让艺术审美共同体作为艺术思维方式，以她柔性的语言、虚幻的形态呈现在公共空间场所，需要对公共艺术的全新认知。
克里斯多拓展了波依斯发展出来的“扩大艺术概念”以及“社会雕塑”的构想。其非博物馆艺术的精神内核———艺术性、社会性与公共性的综合一体性，是显而易见的。介入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发展潜力与艺术张力是巨大的，艺术在公共空间中营造的公共性促使多学科走向整合。介入公共空间的艺术，在与环境密切融合过程中反映出空间的独特性，解构了整体空间的艺术性，促成了一种美学的生活品质，一场美学的文化启蒙。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育与艺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