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 刘成纪 著
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刘成纪教授新著《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读后感
近读刘成纪教授的厚重新著《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一书，深感这是我国当代艺术学和美学界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的力作。全书分上下卷，除了导论和结语之外，正文共二十一章，洋洋90万言，图文并茂，美不胜收。该书走出了20世纪受西方纯美学、纯艺术观影响下的纯艺术史、小艺术史格局，用中国传统的大美学观、大艺术观重审中国美学史和中国艺术史研究，提出“艺术观念史”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对中国古代艺术史尤其是先秦两汉艺术史进行了重写。正如该书所指出的，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是大概念，像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和上古六艺中的“艺” ，几乎可以作为中国上古时期一切人文之学和道术技艺的总称。艺术观念的这一重新审视，必然带来中国艺术史和中国美学史的重写。该书一方面拓展了中国艺术史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对原有美的艺术给予了新的观照，得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发现和学术见解，把中国艺术史尤其是先秦两汉艺术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和学术水平，堪称当代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美学史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部极具开拓性的大美学史、大艺术史杰作。
大艺术观念与艺术观念史研究
作者认为，对于艺术史的切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对艺术自身历史的研究，一是对艺术理论进展的研究。由此形成艺术实践史研究和艺术理论史研究的两种面相，它们各自为战，互不交集。换言之，由于切入方式的不同，导致同一部艺术史出现学术的断裂和分离。这种学术的割裂遮蔽了对中国艺术史真相的认识。这是因为，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的交互共生性，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特性。例如，孔子是一位思想家，但他同时也是琴瑟演奏家、音乐鉴赏家和音乐理论家，在后世，这种艺术实践和理论之间的无区分状态几乎支配了中国艺术史。因此，有必要寻找一种方法打破现有学术在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两者之间设置的壁垒，让它们重新交汇融合。为此，作者倡导“中国艺术观念史研究” 。所谓艺术观念史即是在一般艺术史和理论史之间（或者说在具象的艺术作品与抽象的艺术概念之间）寻找融合的产物。艺术观念史研究在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之间筑起了第三条道路，对于重建中国艺术史论述具有独特的意义，对于理解先秦两汉时期的艺术进展尤为重要。如果用近代以来西方的纯艺术、纯美学标准来衡量，这个奠基时期的中国艺术从整体上显出“艺术不够艺术，理论不够理论”的特性。将其纳入现代艺术美学框架内进行强制阐释，明显是反历史反艺术的。现代研究者从先秦两汉的文献中拈出一些有关艺术的概念，寻摘一些有关艺术的言论，试图对当时艺术状况作出完整揭示，也是不切实际的。作者呼吁，对这种把中国艺术史简化为概念史、范畴史的研究应保持审慎的态度。“中国艺术观念史”研究则可以克服这种简化的弊端，打破以一系列固化的理论概念对艺术史的控制。艺术观念史尽力调动艺术和理论的双重资源，以艺术观念史来描述先秦两汉的艺术进展，可以探究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本相。显然，作者的中国艺术观念史研究体现了一种更为整全、更为深刻的求真意识，也昭示着中国传统“大艺术”观念的复兴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创新。
中国传统艺术史的拓展与重写
该书认为，先秦两汉是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艺术、美学和哲学最具原创性的奠基时代。然而，由于受到西方近代纯美学、纯艺术观念的影响， 20世纪中国学界对中国艺术史、中国美学史的书写却普遍重魏晋而轻先秦两汉，因而严重失却了中国传统艺术史和美学史的原真性。作者认为，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艺术，虽然不以审美为艺术的唯一价值，但这种艺术的非自律性却为中国古代艺术敞开了更为多元的价值空间。古代艺术既是审美的，又是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这种艺术价值的多元性和饱满性，与其说是艺术观念非成熟性的反映，不如说是中国艺术黄金时代的表征。更进一步，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打破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与中国先秦两汉艺术观念有旨趣暗合之处。因此，西方后现代对艺术价值多元定位，对于重估中国早期艺术价值也有借鉴意义。依据这种大艺术观，该书将先秦两汉艺术史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两汉等三个时期。该书扩大了先秦两汉艺术史的研究范围，除了原有的礼乐、音乐、诗歌、辞赋、书画等美的艺术之外，工艺、器具、建筑、城市等广义的工艺均被纳入中国艺术史范围，对先秦两汉艺术史的各种重要现象和重要问题均给予了重新认识，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学术创见。
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论自觉
该书体现了中国艺术史学科研究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论自觉。作者清醒认识到，西方近现代的纯美学和纯艺术的理论与中国古代艺术的本然历史有着严重的非匹配性，以西方美学理论套用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之中，必然造成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狭隘与偏执，因而作者力主为中国艺术史研究开出一条更符合中国历史实然状况的学术路径，回归中国本土传统的“大艺术”观念。该书显示出宏阔的学术视野，具有自觉的文化美学、文化诗学和艺术文化学的学术品格。在作者看来，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是整全性的（包括艺术形态的整全性和艺术价值的复合性） 。作者自觉把先秦两汉艺术观念置于中国上古文明制度建设的语境中加以审视和阐述，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先秦两汉时期美和艺术与中国传统文明建设的交互关系：美和艺术既参与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建构，同时又为现实提供理想的引领，进而成为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精神的历史见证。以西周礼乐为例，礼乐作为周代制度文明的核心概念，既是当时的一种现实的制度设计，又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礼乐的边界即是艺术的边界，诗礼乐的形态即是当时美和艺术的基本形态。礼乐的精神体现为一种贯通天地人神的宇宙精神，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映现。礼乐的境界则是当时的社会理想政治所能达到的境界。美和艺术在先秦两汉主要不是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无功利的形式美，而是一种道德的象征和文化理想的表征。这种由美和艺术开出的文化理想，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之所在，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智慧之所在。总之，在中国文明的历史奠基期和起点处，美和艺术不断参与了国家制度文明的创构，而且为中国数千年文明进程提供了精神支柱和理想指向。作者将中华民族的这种美学智慧和文化传统称为“美治主义” ，这是很有见地和新意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美诚然是中国艺术的目标之一，但美从来不是中国艺术的唯一目标。在美之上往往有更高的伦理、哲学乃至神学的追求。例如中国社会早期的礼器，往往在审美造型中蕴含着对天地宇宙的观念（即“制器尚象” ） ；同时充当了某种伦理、神学目的的视觉象征（即“器以藏礼” ） 。可见，这种大艺术观视域中的中国古代艺术认知，已然溢出了单纯的艺术美学框架，而进入了更为深广的艺术哲学和艺术文化学范围。该书体现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学术自觉，其中包括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创新（中国传统大艺术观的理论自觉、观念论方法、符号学方法、文化学方法） ，堪称一部美学家的艺术史或理论家的美学史，具有思想的高度、理念追寻或美学精神、艺术精神、文化精神追求的学术抱负，体现了学者的求真意志（或求真意识）与价值中立。全书考据扎实、文献精审、材料详实，对艺术器物和文献做出了深度解读，语言雅洁，文字流畅，论证严密，说理透彻，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
由于有独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该书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重要的学术创获。全书新意盎然，新见迭出。例如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玉器作为原始艺术的造型或图案的审美价值及其所表征的文化价值的阐发，对甲骨文中有关艺术概念和艺术品鉴的若干关键性的古文字释读，对殷商青铜器各种奇特夸张变形的纹饰形式及其所象征的远方认知与浪漫想象精神等多元文化价值的阐释，都见出非凡的学术功力和学术眼光。又比如，关于西周时期的艺术观念，作者从周代铭文中开始出现的“心”字入手，抓住“心的发现”这个关键，一举解开周代礼乐文明璀璨乃至“诗言志”精神生成等周代艺术观念问题。又比如，对于春秋战国时期，以音乐问题贯通春秋三传、三礼之书和先秦诸子（包括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的《吕氏春秋》 ） ，各种艺术观念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得到深入而整全性的把握。又比如，作者对周代礼乐解体历史过程中春秋战国之交艺术的世俗化、欲望化、多元化嬗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书以整整三章的篇幅对先秦工艺体系和制度、先秦器具（尤其是玉器、陶器和青铜器等三大器具）和先秦工艺哲学进行专门阐发。经过作者洞幽发微的探究，中国古代工艺体系、工艺形态及其艺术观念得以彰显，令人印象深刻。该书对两汉时期艺术观念的阐发更是重头戏，作者对汉代音乐哲学、音乐观念和音乐制度的研究（包括对凤、声、音、乐、律关系的研究） ，对汉代图像世界的研究，对汉代书画艺术的研究、对汉代建筑艺术的研究，对汉代城市美学的研究，等等，无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富于学术新意。甚至像班固《两都赋》 、张衡《两京赋》等汉赋经典在两汉建筑艺术和城市美学的视域下也获得了新的洞见。总之，该书以礼乐作为贯通先秦两汉艺术观念之枢纽，以圣人之艺、士大夫之艺、百工之艺与民间之艺的交互关系作为先秦两汉艺术嬗变的关键，以先秦两汉的文献和文物相互发明，对先秦两汉各类艺术作为人工物、象征物、意义物的艺术观念给予了深刻阐发，对中国古代艺术奠基时期的审美信息和文化信息进行了全面解码，把中国艺术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