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明代吏治的基本思想，大约可以提炼成八个字，即“重典治吏，明刑弼教”。
先说“重典治吏”。朱元璋从一个差点饿死的和尚，变成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皇帝。有一天，他突然问身边的大臣，元朝这么强大，怎么会被我赶回草原放牧了？大臣们赶紧拍马屁，陛下英明神武！千秋万代，一统江湖！朱元璋笑了，不对，是因为元朝对你们这些官员太宽纵了，而且没有好的法度啊。
第二天，大臣们看到几个刑部官员抱着一大堆书跑进皇宫，累得大汗淋漓，于是很好奇地问，你们干嘛呢？刑部官员一边挥汗，一边回答，给皇上讲课呢。大臣们听了就想打人，给皇上讲课，有国学大师在，哪里轮得到你们？刑部官员指了指书名，大臣们就不说话了，书名是《唐律疏议》，也就是唐朝的法律汇编和司法解释。朱元璋是大老粗，每天只学20条。刑部官员耐心地讲啊讲，讲了多久呢？9年。朱元璋学习法律，是为了修订《大明律》，修订了多长时间呢？“草创于吴元年，颁示于洪武三十年”，前后修订了32年才定稿，连清朝史官都不得不称赞“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
朱元璋对《大明律》如此用心，并不是因为他热爱法学，他目睹了帝国的崩溃，认为元代灭亡的最大教训是“元政弛极，不修法度”，对待官吏过于宽纵，法制不严，缺乏有效的吏治制度，导致官吏虐民、民不堪命。因此他定下了明代吏治思想的基调——“重典治吏”。“典”就是法典，“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
《大明律》集中体现了“重典治吏”的吏治思想，不少条文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凡内外各衙门，官有额定员数而多于添设者，当该官吏，一人杖一百，每三人加一等”。也就是说，机关敢超标准配备领导干部，就打主要领导一百大板，每超编三人罪加一等。
再说“明刑弼教”。说起这四个字，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姓朱的名人——南宋大儒朱熹。据说，朱元璋一度想认朱熹当祖宗，虽然最后因故没认成，却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一个思想，那就是“明刑弼教”。朱熹认为，“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刑罚和教化相辅相成，以求达到“圣人之治”，不必争论孰先孰后。朱元璋把这个思想运用于吏治实践，用法律教化官员和百姓。
在古代，法律条文只有少数官吏才通晓，大多数百姓并不清楚。刘邦入关，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简单、明白，于是“秦民大悦”。朱元璋处处效仿刘邦，提出“立法贵在简当，人人易晓”。《大明律》初稿刚刚完成，他就命令刑部官员编了一本《律令直解》，把法律条文翻译成白话文，张贴在全国大街小巷，让老百姓尽快了解官员的权力边界和自己的权利义务。
在“重典治吏，明刑弼教”的吏治思想指导下，经过数十年的整治，明初吏治一改元末颓风，“一时守令畏法”，吏治较为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