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吃饭，万宝龙首席执行官贝陆慈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他说‘你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公众讲明你的观点，让更多人重视这件事情，关爱你们的文化’。”许多80后从教科书上才能想起的人——冯骥才这么说。不过此次他不是以作家的身份，而是一位“民间文化守望者”。
他是曾经的作家，如今的“民间文化守望者”
冯骥才：有机会发出声音比获奖更吸引我
他说：“我这岁数对奖已经没兴趣了，生活中的风雨见太多了，现在我只希望能有一个地方发出声音，做这样事情的人很孤单很弱势，别看我说话伶牙俐齿的，实际上外强中干，人家可以听你的话，也可以完全不理你。”
冯骥才这次在北京出现，是因为他拿下了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这个奖已走过22个年头，冯骥才也是今年的12位获奖者之一——中国内地唯一的获奖者。在我们的记忆中，他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文化小说几个阶段的代表作家，但这些年来，他更多的精力投在中国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上：“文化界要做的，就是唤醒大众对文化价值的认识，这是浩大工程，不是仅凭个人能实现的。”
我这岁数对奖已经没兴趣了，生活中的风雨见太多了，现在我只希望能有一个地方发出声音。
提问冯骥才
Q：冯老师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在您看来，大家的保护意识是否提高？
A：正面地说，有些应该肯定，国家开始重视，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民文化遗产意识也有了，很不容易。但从负面来说，仍然挡不住第二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比如开发，确定某个音乐、舞蹈或民间手艺是国家的文化遗产，就等于给它定了品牌。于是很多人出于商业目的把手伸进来，按照商业规律改变它，这就造成了破坏。
比如，剪纸成机器剪了，皮影也是机器压，民间手工艺术成了机器的作品，改变了它的性质，它就不带有遗产的特征。最近湖南隆回县来了位民间文化的保护者，给我看东西，我去过那，当时那些姑娘还穿当地服装，她们的绣花图案非常好，每个都有其象征和寓意。而绣片也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当天他们拿来我大吃一惊，已完全改成动画式，原来很复杂的图案，这次干脆只有动物轮廓，旁边还注上字，比如天狗，就写一个“狗”字，完全变了！
另外，我们缺少专家。我见过日本一位木匠，他的发明和经典作品，所有东西都有模型、资料、照片和录像。我们呢，国家评完了往那一扔就等着开发商开发，“开发”这词很糟糕，世界上的文化遗产从来没有用过“开发”，都是保护。
Q：有一种观点认为，保护非遗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可能要靠一些商业品牌，比如广西苗绣就有国外品牌出钱帮助村落，您觉得这种合作方式有没有边界，是否可以妥协？
A：我不是不支持商业品牌介入到非遗，关键是介入为了什么？是要靠非遗盈利还是帮助和支持文化遗产，保持地域、民族、艺术、文化的本色，支持乡土经典能一代代保持原有的精神和审美，这是真正启发他们的。为什么要妥协？文化是有尊严的。
Q：您之前也提到，第二轮对非遗的破坏，城镇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A：城镇化的最终是人的城镇化，原有农民在农村生活是在农耕文明的环境里，他们跟农耕文明和文化是熟悉的。现在让他到城里来，他对于城市文化完全不熟悉，跟原有的东西是断裂的。但城镇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只是城镇化不能只考虑商业经济，要考虑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渡，怎么顺畅而不丢掉原有的文明财富。2010年前的十年基本一天消失90个村落左右，一年消失9万个村落，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9万个村落哪些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没有村落史。
把全国村落筛一遍，现在还有200多万个，工程浩大，这在全世界都很罕见，我们是农耕大国，这些非遗带到城镇去怎么办？比如锣鼓，一个村子几十上百个人，人分散就没法做好传承，这个问题不思考而照样城镇化，恐怕麻烦。
Q：您说自己在保护上是“失败者”的形象，记得1994年对于天津老城的改造您筹资了几十万元。
A：曾有一位记者跟我讲“你做了件坏事，你觉得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破坏得最快”。当时我不服气，现在我认为他说得挺对，老城我要玩命保，现在老城基本都光了，天津的“布衣街”最后一间房也被企业拿走了，现在变得不伦不类，那条老街如果还在非常美，不比巴黎的商业街差。每年我都去欧洲跑跑，但每次都只有悲哀和自卑，人家的民族对文化这么爱惜，我们却无动于衷。知识分子本来是个体，没多大力量。但思想就是最大的力量，思想可以穿越时代，权力却不能。所以我觉得自己得一遍遍说，才能被注意到。
Q：您对民间文化保护的努力方向是什么？
A：我现在努力做几件事，原有的非遗项目继续做完，比如中国民间口头文学，多年来调查中国的诗史、叙事诗、神话故事、歌谣、谚语到现在，最近这工作已结束，一共9.4亿字，印成书有5000部。这是中华民族口头文学最后剩下的东西。又比如唐卡，流派也很多，除西藏外还有四川、青海等省份，我们已组织最好的专家调查唐卡，目前已有两年，估计再有三年才能做完，我们一直在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