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的徐家汇藏书楼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近代图书馆，收藏有大量1949年以前的西文图书和期刊，其中包括上海开埠后西方人在上海创办的西文报刊和图书，这些报刊图书是研究上海和中国的重要文献资料。2003年徐家汇藏书楼对外开放，但专业研究者还是希望这些珍贵文献资料能影印再版，供研究者使用。
日前，首批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报刊被整理影印出版，分别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99卷和《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35册。这些文献的整理和影印，为近代上海和近代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资料来源和不一样的视角。
西文文献使用率不高
徐家汇藏书楼最早建造于1847年，后历经重建、改建，最初供天主教传教士藏书与阅览之用。徐家汇藏书楼于1956年并入上海图书馆，同时，亚洲文会图书馆、海光图书馆、尚贤堂等文化机构的藏书也相继汇入徐家汇藏书楼。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徐家汇藏书楼以西文图书为特色。
据徐家汇藏书楼主任王仁芳介绍，目前藏书楼藏有1949年以前的外文图书75万册，外文期刊1600多种。2003年7月，藏书重新向公众开放，普通市民可凭上海图书馆的阅览证(需有参考阅览功能)进入二楼的阅览室查阅资料，但也有一部分珍版、绝版、保存状况不是很好的文献，限制使用。“此外，限于语言障碍，外界所知甚少，使用率相对更少些。”王仁芳说。
“外文收藏是我们收藏的一部分，价值很大，尤其是可以看到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和上海。”王仁芳对早报记者说，“外文期刊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观点，在研究者那里使用的也不太多，所以这就是外文资料的价值所在。”由于很多资料因条件原因，限制使用，很多研究近现代上海史的学者一直希望出版机构和藏书楼合作，能把一些珍贵的期刊影印出版，供学者和研究者使用。
王仁芳说，之前的资源大多用在中文文献的整理和开发上，现在我们开始有计划地开发这些西文资料，尤其是西文期刊，“刚刚影印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和《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只是一个开始，也希望以此为契机，逐步把这些资料开发、影印出版。”
埃德加·斯诺曾任
《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
此次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影印本全书收录《密勒氏评论报》1917年6月创刊至1941年12月停刊共99卷1279期报刊，所据底本为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珍藏原刊。据上海书店社介绍，《密勒氏评论报》1945年10月复刊到1953年6月终刊期间的刊物，将另行影印出版。
1917年6月9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4号，美国人密勒挂牌创办了一份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报道内容以有关中国和远东地区的政治时事新闻和评论为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密勒氏评论报》因支持中国抗战立场遭查封。抗战结束后，《密勒氏评论报》于1945年10月在上海复刊。1949年上海解放后，由西方人在上海创办的外文媒体相继关闭，《密勒氏评论报》是个例外，该刊继续出版，1950年9月改为月刊，一直至1953年6月停刊，前后共办刊36年。
1928年至1941年期间，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还担任该刊助理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第二任主编是J.B。鲍威尔，他在任时是《密勒氏评论报》的黄金时期。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由于始终坚持反对日本侵华立场，《密勒氏评论报》被查封，鲍威尔也被逮捕，在狱中受酷刑，1942年日美交换俘虏时回国。1945年10月，鲍威尔之子J.W。鲍威尔子承父业，在上海复刊《密勒氏评论报》，并使该刊成为解放后唯一在大陆继续出版发行的美国报刊。小鲍威尔较其父思想更为“左”倾，J.W。鲍威尔夫妇回国后，1956年4月被美国政府以“煽动叛乱罪”起诉，直到1961年检方才撤诉案件告终。
《会刊》具综合性多样性
“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前身为“上海文理学会”，1857年9月26日在上海成立，以调查、研究中国及其周围国家现状与历史为宗旨。1859年，上海文理学会加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细亚学会，遂改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自1858年出版第一期，一直到1948年停刊，历时近百年，共出版75卷计109册，涉及汉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半期具有重要影响的汉学杂志。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此次影印出版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共35册。
上海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教授认为，《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对上海史研究的推动很大，“这套书揭示了西方人在上海、中国的另一个面向，他们去过哪里，做过哪些事，哪些是对中国有学术贡献的。”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的学生王毅博士是少数研究《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的学者，他认为会刊虽然在专业学者眼中不是顶尖的学术期刊，但其资料价值不比任何一份期刊要低，因为会刊的综合性、多样性所带来的信息量之大，是任何一份期刊都难以企及的。
王毅介绍，90余年的会务纪要几乎完整地保存了近代西方汉学史，比如1936年的会务纪要提及了庚子赔款对汉学研究的资助。而从新闻史研究角度，“这份近代中国境内发行时间最长的英文期刊，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对象。会刊记录了自身的发行历史，而且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近代上海西文报刊的一个侧影。”王毅说。就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而言，会刊也是研究载体，如1928年6月28日亚洲文会选举胡适为理事会成员，1938年的《广州东印度公司商行的语言学生》一文回顾了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澳门地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情况。
就科技史而言，王毅认为会刊也有大量珍贵资料可以使用。一些文章保存了西方人在中国境内的一些科学活动的具体过程。更重要的是会刊上还有各类原始观测数据和资料，如1874年-1875年徐汇天文台的观测数据，1876年俄国天文台绘制的当年东亚季风洋流图。王毅还说，“会刊上有一些最早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诗歌，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关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