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借自民国国学大师、有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称誉的吴宓先生的两句诗：“至道终难求众解，横流只合问吾身。”
我们知道，当下学界，重估百年前与新文化运动互补之学衡学派的价值，正成为一个热点，而吴宓先生正是学衡派的一位代表人物。我们今天聚会在这里，为年逾八十的江文湛先生之艺术馆揭牌并座谈研讨，其实，也是对这位在当代中国画画坛叱咤声隆几十年而老当益壮再崛起的价值重估与瞻望，是以借来吴雨僧先生的这两句诗开题，并以此开门见山，形容晚近江文湛之主体风神和艺术风骨，似乎再合适不过的了。
重估江文湛，得先说说花鸟画。
我在八年前一篇题为《人在画外独行远——品读江文湛花鸟画》的文章中，提出过一个说法：若将山水画比作散文、人物画比作小说，花鸟画自然是属于诗的了。真正到位的读者，笔墨图式之外，读山水画，读的是胸襟、是抱负；读人物画，读的是情感、是寄寓；读花鸟画，读的是心曲、是志趣，是不可或缺的一脉诗意所在。进而顺势指出：近世花鸟画虽百般创新、面貌繁多，却独独少了这点诗心之所在，而江文湛超拔立身之处，也正在于心斋之中，有诗性生命意识存焉，而无愧于“大家”声誉。
后来便由此得出一个美学理念：是山水中人，方画得了好山水画；知花鸟之诗性的人，方画得了好花鸟画。并私下心得：从古至今，正宗且至尊之花鸟画，原本是精神贵族抑或至人之心画，方成其所谓“大家”。
转而按西学之说，凡大家，无论是文学家还是艺术家，其文本的存在，总是有显文本与潜文本之双重存在性。显文本体现的是风格、技艺和面貌，亦即其艺术造诣；潜文本体现的是风骨、灵魂和内涵，亦即其人文精神。二者相生相济，或有轻重之分，但总不可偏废，偏失一面，皆不成其为大家。
由此指认：称文湛先生为当代花鸟画大家，不仅在于其艺术文本别开一界、越众独倬，关键在于其“潜文本”即主体精神中，有一种“现代版”的传统文人风骨与修为使然。这风骨和这修为，不仅现今“长安城中”稀缺，即或放眼“神州大地”，也已成稀有元素。故而，所谓“花鸟画”艺术，进化至文湛先生手里，好有一比：鸟是自由之精神，花为独立之人格——如此人格化入、精神灌注，才能变寻常为神奇，既出“大手笔”之文本“神韵”，更出“大家”之精神风范。
而也正是这一“现代版”的传统文人风骨，不仅成就了江文湛先生盛名几十年的艺术生涯，更成为其晚近身心磨难中自我救赎的精神支柱，使之得以浴火重生而孤影横绝！
周汝昌先生为顾随先生《苏辛词说》一书作“小引”序文中，提及曾与顾随谈“神韵”时说道：“盖人之精神不死者为神，人之意者不尽者为韵。”
以此审读晚近江文湛其人其画，或可一言以蔽之，曰：神韵有加。
“神”者，人本风神。
熟悉或了解江文湛先生境况者都知道，其八十高龄前后的这几年，无论是身体的疾病困扰，还是精神的内外磨难，诸般遭际，实非一般人所能承受，更遑论转圜。而在文湛先生这里，居然每每于谈笑间挥之斥之，权当过眼云烟。与此同时，还凭借心力与意志，恢复因病而几近废残的手腕功能，重整案头，再造丹青，而别开生面。其主体风神，不但无损无涣，反而愈发散朗野逸，渐近化境。由此联想到，文湛先生师古玉今之心路历程中，最是追慕苏东坡和陶渊明两位绝世传奇人物，到了晚近遭遇，诸般化解，解为传奇，还真有些与东坡风神与陶令佳话古今唱和的韵致，令知己者叹羡感佩不已！
“韵”者，文本韵致。
仅就书画艺术而言，可概括为情致、思致、笔墨致三点。就江文湛花鸟画艺术总体成就而言，其情致可谓清华，其思致可谓优雅，其笔墨致，可谓通和古今而自具心眼手眼而秀出班行。尤其晚近，因祸得福，心境和语境更趋笃诚清和，别出一脉雅拙笔墨。兼其情性过人而内蕴尤盛，所成新作，愈发遗貌就神而在在骨脉相适。
此处所谓雅拙之“拙”，非文湛先生刻意而为，乃“关机重启”后的“别开生面”。此一“生面”之首要，在于出手随心不随手，由过去的心手双畅，转而为手随心之所欲而不逾矩。生处有熟，熟中见生。由此生发，则体物自然，用心真率，用力简明，多以神行而不以机牵，坦率诚朴，轻直透脱，不求丰浓，也不落苦涩瘦硬。其形态、物态与其精神态和谐并生，散淡疏朗而有重心在。所谓简中求丰，出幽入朗，清通，爽惬，悦目洗心。
由此，风神不死，意韵不尽，更机缘天成得以山东老家“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再造，晚近江文湛之重新崛起与声隆如故，已然是众望所归之欣然了。
行笔至此，不妨宕开一笔，以添余响。
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所在，与西方艺术相比较，无论就材料“生发”（西学理念）而言，还是就人文“灌注”（黑格尔语）而言，说到底，还是那个“遗貌取神”的“老根系”在支撑其开枝散叶而生生不息。舍此“命脉”所在，怎么折腾所谓的“创新”，都只能是模仿性创新或创新性模仿，与时俱进而随时过境迁废之弃之。包括百年“新美术”，刻意另辟一条“依貌取意”（意义的“意”）的理路，虽势大风威，到了也只是一场又一场前后彼此“格式化”的“运动”过程，其堪可留存而尚不失历史价值的，也大多只是在社会学层面而非美学层面的意义凸显。这一点，大概已渐成学界共识。
由此便衍生出一个严峻的命题：无“神”（气）何来“取神”？
这里的美学逻辑在于：有“神”可取，以至于“神完气足”抑或“气定神闲”，方能“遗貌”而至“出神入化”。所谓“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宋·张栻），所成笔墨图式，方能怀文抱质而“气韵生动”（南齐·谢赫）复有“神韵”出焉。
文以气为主，丹青难写是精神。
这个理，到位的古今文学艺术家都晓得。奈何这些年因虚构的荣誉和虚热的市场所共谋的文化语境所致，太多太多的所谓当代诗人、作家，尤其是所谓“书画艺术家”，皆自贬为潮人、商人乃至小生意人，“本根剥丧，神气彷徨”（现代·鲁迅），哪还有自若、自信、自超然之“神气”可取？转而案头纸上，所成文本，又何来人文精神之灌注和艺术人格之生发？也只能是假创新之名，行功利之实，那内里的空泛与庸常，早已不堪。
就此而言，回看云起，风云际会中，无论是先前还是晚近，江文湛先生为当代中国画艺术高标独树的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其一以贯之的人文风骨和情怀大于立场的侠士风采。由此生发的艺术创造，既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拯救；既是自我的拯救，也是一个漂泊族群在失乡、失根、失去身份归属后，挑战命运而重获人生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拯救。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这种拯救唯一可汲取可凭藉的，只能是千古文人所秉承的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唐·杜甫）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代·陈寅恪）的传统——这样的传统，原本就是江文湛文化人格与精神生命的“基因”与“初乳”，可谓顺理成章并最终成为绝响！
记得多年前，陈丹青先生曾调侃性地表示过一种看法，大意是说，比起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一代文化人，我们在“长相”上先就输了一筹。
江文湛却似乎是个例外。
熟悉文湛先生的人们可能都有一个共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或理解不理解以及理解多少他的画中情致与笔墨意趣及文本内涵，却无一不见之喜之感佩之其“长相”，及由此“长相”所焕发的翼翼风采和翩翩风度，好似旧时人物焕然当代，续写师古玉今的人文佳话。仅此一点，已将这位似乎生错行错了年代的艺术家，与芸芸众什么“家”区别了开来，乃至于其他种种话题，都不必要再去啰嗦——画是人画的，而“相由心生”，如此“长相”的人物出手笔墨，总是能让人放心，再若读懂了去，自会会心一笑而天心回家，不复俗世纠结与彷徨……
就此结尾，复想起王国维先生所著《人间词话》中，那段借用三段古诗词之高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想来无论什么人什么家，能经由此三境界之淘洗而重生，复何以求？
于此，文湛先生更是出而入之，入而出之，文而湛之，湛而风神散朗、韵致雅逸悠远之——而最终，上述说头，也只是行外知己散议谫论而已，真能读懂读透文湛先生者，恐怕也只能是“横流只合问吾身”，而吾身尽在丹青中了。
（作者为诗人、文艺评论家，系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