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师生 无名英雄颂（局部） 200×1600cm 油画
研讨会上，时任院长许江首先作主旨发言，他首先回顾了中国美院建校以来历史与主题性绘画创作的三大特征——重视艺术语言的修辞炼字、强调形象的表达、注重对人性和生活的磨砺。他指出：“去年我们曾举办了两次老先生的艺术研讨会：一是全山石先生九十寿辰的艺术研讨会、二是方增先先生的追思会。两位先生是国美重大题材创作的两面旗帜，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全老师强调油画的质感和表现语言，方增先先生则长于造型、长于挥写，一生都在探索意笔的表现。他们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度、民族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艺术精神在美院代代相传，深入我们的肌底内部，形成一种难以磨灭的艺术语词，这种语言不媚俗、不取巧，通过我们长期的磨练从我们身心中成长出来。”
许江特别谈到本次展览中由中国画系师生集体创作的大型作品——《荆楚长歌》，他说：“《荆楚长歌》回应的是82年前田汉、李可染他们创作的黄鹤楼壁画，二者在构图形式上相互呼应，这不仅是一种用典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二者都有历史的在场；这种用典成为今天我们回顾自身的艺术创造方式，它既为某种隐蔽的东西招魂，又为自己增加历史的含量，它们在时空里形成语言的共同现场。所以我觉得，本次‘众志赞歌’的许多作品，都在语言上具有感人的特质。”他进一步总结说：“史无前例的疫情塑造了史无前例的人性关怀，史无前例的线上教学赋予了我们一堂史无前例的人生大课，这堂人生大课就是疫情带给我们的磨砺。”最后他从保罗·策兰的一段故事中提起与会者的思考，以此提示大家，主题性创作的根本，是我们在灾难中真正的拯救和磨砺带来的反思，只有严肃的人文关怀，才是令我们真正感动的东西。
吴宪生、孙景刚两位退休教授作为特邀代表先后发言。吴宪生反复强调对生活的体验是主题性创作的核心所在，孙景刚则谈到了学生作业中的系列小画。他认为，大型创作固然震撼，但本科生这种有感而发的创作形式也特别令人感动，角度多样，十分真切，值得在今后的教学中予以认真总结。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杨奇瑞教授重点与大家分享了大型组雕《抗疫英雄》的创作历程与心得。设计艺术学院吴海燕教授则从18件“抗疫叙事性图案丝巾”的创作过程，探讨设计艺术教学与重大题材之间的关系，以及设计东方性品格在这一主题中的呈现。
紧接着，中国画学院张捷教授、花俊教授、盛天晔副教授先后作主题发言。张捷首先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故乡创作《空城记》的心得，指出艺术创作在灾难时刻尤其要保持严肃性与纯正的艺术格调。花俊则坦言创作之初所遭受的质疑，他说：“当代水墨的发展有其自身演进的逻辑方向，它与个人的精神需求、审美取向、观念创新和经验感知有着密切的关联。化解传统的笔墨范式，寻找与现实体验相契合的因素，建立当代的个人语境，是我致力的方向。如何拓展主题性绘画的外延？艺术如何回应社会事件？中国画如何发展？这些是我画完这张创作后想得比较多的问题。”作为大型绘画《荆楚长歌》的主创者，盛天晔和大家探讨了主题性创作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水墨结合的问题，如何在强调人物的同时又不失笔墨的独立趣味，这是具有挑战性的。
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何红舟教授在发言中重点介绍了大型油画《无名英雄》的创作过程，作为该组画的主创者和指导教师，他高度评价了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动性。他说：“重视团队合作，强调绘画语言表现的力度，强调思想的深度，关注社会大背景下个人的命运，刻画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此重塑绘画的纯度历来是中国美术学院主题性绘画的传统。团队作战的国美模式正是将研创与教学融合为一体，它有利于青年人才的培养与人才梯队的建设。”
方利民教授回顾了版画系近十年所进行的几次具有代表性的主题性创作展览。无论是“鲁迅的面容”，还是“大学望境”，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大型创作必须和课程相结合，学生的训练必须在课程中有对应。方利民认为：“基础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课题带创作，以创作带教学无疑是对的。但是，核心是课程。”
油画系邬大勇教授、封治国副教授随后发言。邬大勇重申了许江院长所总结的中国油画“国美之路”的几大学术特征。即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普世胸怀、以民生疾苦为关切的救赎意识、以时代变迁为要旨的使命情怀贯穿始终，并始终在笔法上坚持绘画中触觉感的塑造，使社会和历史借由绘画变得可知、可感，并在绘画中为时代立碑、为历史立像。
版画系于洪、王超、曹兴军三位教师先后发言，他们是本次创作中的主力军，由他们主创并具体担纲的《最美背影》《木刻民眸》《我宣誓……》三件大型作品，在展览现场备受关注，好评如潮。在居家隔离期间，他们通过网络、微信等多种方式，与学生交换创作意见，并克服一切困难，将不可能完成的重任成为可能。
梁怡副教授主要介绍了壁画系师生创作的两幅大型作品——《英雄之城》与《人类的命运——武汉抗疫》。两件作品在展厅中有着十分突出的视觉效应。“我们以创作回顾历史，记录当下，以史为鉴，倡导和呼唤命运共同体意识。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和视觉效果上，突出东方壁画创作的主题性、主体性、叙事性以及公共性。作为壁画专业，我们需要师生共同行动，在具体实践中去检验教学成果。”
雕塑系郑靖副教授及刘元捷老师主要表达了对大型抗疫组雕的创作心得。郑靖特别谈到2019年“人民的纪程——主题性与纪念性雕塑大展”。该展览围绕雕塑的主题性与艺术性发展的历程，呈现雕塑家塑造出的历史与时代的知觉、个体与群体的知觉、自然与生命的知觉。刘元捷认为，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大型主题性雕塑创作，如何将最新的技术手段与传统的雕塑塑造方式结合起来，如何将人物造型的真实空间转换为大型雕塑的造型空间，这些难题在这次的主题性创作中都有所涉及，他本人在此过程中受益匪浅。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黄骏教授也是本次展览的主力作者，他认为，一次主题性创作，其本身就是一堂思政课程，创作需要我们将自己的感受思考同主题相联系。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也在思考疫情的大背景下应该做些什么，为这段历史留下些什么。
基础部的师生在疫情期间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既定教学任务，也自觉承担起抗疫创作的重任。教师代表佟飚教授在发言中感触良多，针对基础部教学的特点，他提出如何在学生掌握熟练技术的基础上使他们回到艺术的源头，从自己的身心出发去应对世界。技艺是不同的，艺中有道，技只是方法。因此，他们明确提出了“关切与表达”这一切入点，教师让学生画自己、画家人，画抗疫工作者，这就使他们去寻找自己关切的原点，在这个过程中，课程思政的因素也就逐渐显现。
影视动画学院苏夏教授结合学生在疫情期间所拍摄的纪录片，提出“人性”的视角应当成为主题性创作的重要立足点。在他看来，无论是做主题性艺术，还是抗疫的创作，都应聚焦于对人性的挖掘，这是纪录片的优势，也是自我深化、自我完善的心灵之旅。在纷繁复杂的电影行业中，年轻的学生们在不断地进行多样化的尝试，他们在探索艺术电影的多种可能性，越来越多风格化、实验性的作品在不断亮相。作为老师，一定要拥有开放的胸怀，聆听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才能传递出平等积极的心态。
来自创新艺术学院的俞佳迪副教授分享了创作感受与思考。设计类主题创作不是喊口号，而是要挖掘该主题的思想深度问题，思想的深度决定了设计的感召力；主题创作的设计视角要开阔，它不仅回应当下，也可以点亮未来；设计类主题创作需要跳出“舒适圈”，如同很多绘画创作者离开了照片就不会创作，那么设计是不是没有甲方也不会创作了呢？俞佳迪的发言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提出了几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时任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傅巧玲从课程思政的角度对大家的讲话进行了概括。
时任副院长高世名在最后做总结发言，他高度评价了本次展览和研讨会的发言，紧接着，他坦诚地提出了几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第一，主题性创作绝不是宣传画，在今天这个自媒体时代，宣传画已经起不到聚拢人心的作用；二、就今天而言，主题性创作有许多的方式和路径，我们要画的不是历史的题材，而是历史的经验，不是历史，而是历史性。这也是中国美术学院历史画创作的一条主线，这是一种学术自觉。
高世名在发言中引用了许江院长讲过的一段话：“国家博物馆的中厅悬挂着几代艺术家们精心创制的革命历史绘画，那是一座座历史的丰碑。那些巨制深刻地塑造了我们这几代人的历史观念。”对我们这代人而言，主题性创作要成为历史，只有通过感同身受，见天心见人心，作品才能成为历史丰碑。我们不仅需要深入生活、学习历史，还要把自我拉到一个历史事件的高度之上，把历史当做铸炼自己、成就自身的熔炉，唯有如此，才能把历史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统一起来，并从历史性中凝聚出精神性，这就是习总书记讲的“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这本质上是“诗言志”的伟大创造，不是用诗去做“小抒情”，而是构造一种“大浪漫”。
因此，主题性创作中的主题并不是我们要去再现的对象，它如同音乐的主题，其根本与音乐的动机一样，它是一种愿景、召唤，同时是一个出发点和一种总体性的构思，它渗透在每一个细节里面。在这个意义上，主题就是形象，那么形象是什么呢？难道我们只是在用形象来表达主题吗？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形象就是主题本身，这个概念爱森斯坦曾有过精彩的阐发。高世名随即谈到刚才的教师发言，“以创代练”的做法，或者以课程带创作，以创作带课程的作法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美院的学生基本素质是好的，但需要几张大的画作来使能力得以激发和锻炼。这次“众志赞歌”，实际就体现了这样的一种教学思路。
高世名最后对展览的意义进行了总结。他说，艺术创作必须回应艺术和教育最本质的东西——立人。这个立人立的不是小我，而是大我，朝向的不是小写的艺术，是大写的艺术。从这一角度看，课程思政也就成为了题中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