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新的艺术论争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并由此提出了“新国画”运动。在对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中国各地的前辈艺术家都以各自独特的理解和真诚的实践创造了中国现代艺术的新形式。当时还年轻的关山月在这个时代首先面对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而中断艺术的探讨，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立志于以写生“出新”，把中国绘画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中，他在40年代的写生历程尤其显得重要。
1935年，出生于破落书香门第的关山月得到艺术大师高剑父（1879-1951年）先生的青睐，得以免费进入他在广州创办的春睡画院学画。高剑父身为美术教育界泰斗，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和人格力量，其人生观和艺术观成为了关山月对艺术的宗旨、理想和追求的目标，为关山月的艺术之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形式样板。
早在民国初年，高氏就看到了当时中国画的因循守旧，立志于“艺术革命”，创立新国画。他主张写生，吸收外国笔意，“折衷中西”，其核心观点就是“笔墨当随时代”。关山月领悟和把握高氏革新中国画的思想。他立志行万里路也即是立足于“写生”，其实就是到生活中去，直接面对大自然。1940年至1947年之间，他辗转韶关、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西安、兰州、青海，走遍了大西南和大西北，并远涉南洋。这是关山月第一次远离老师的直接教导，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写生、创作阶段。这个阶段的作品以描绘旅途风景、风土人情为主，同时收集了大量素材。从1940年的桂林写生，1943年的西北写生，到1947年的南洋写生，近乎于苦行的流浪式写生生活为关山月的艺术道路增添了戏剧般的传奇色彩。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不同一般的关山月。
西北之行：画了大量风景和速写，
并临摹敦煌壁画
1941年，到达重庆的关山月忙于开办“抗战画展”，西北画家赵望云（1906-1977年）来参观画展，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从而建立了笃厚的友谊。他们的相遇，对关山月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赵望云在生活上给予他及时的援助，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有关西北的新信息。
画展结束之后，在赵望云的安排下，关氏夫妇搬到了成都，一同入住到督院街法比瑞同学会宿舍。他们常常一起议论时局，切磋画艺。关山月常跟赵望云谈起西北之游，梦想有朝一日到敦煌石窟一睹古代艺术宝藏。
1943年，赵望云邀请关山月同往西北之行，他立即欣然答应了。关山月在自己的一篇文章《同行如手足 艺苑赞知音——观“赵望云画展”感怀》（1981年）中回忆道：“当时我们很穷。赵望云说西北有他的熟人，提议我们到西北去旅行写生，这样，在1943年春，我、我的爱人、张振铎和赵望云四人一起到西北。”1942年夏，重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通过陈树人欲聘关山月为艺专教授。在如此稳定的生活收入、良好的创作条件与探究敦煌艺术宝库之间，他毅然推却了陈树人的邀请，选择了与赵望云相约的敦煌之行。
他们一行4人先到西安、兰州举行画展，攀登西岳华山，然后到冰天雪地的河西走廊，登祁连山。关山月长期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岭南，清秀灵巧的山光水色见了不少。进入河西走廊之后，山高岭峻，平沙万里，皑皑白雪，处处令他感到新鲜。“最吸引他的是抬头就可望见的祁连山雪景，白皑皑的山巅在朝阳、烈日、夕阳的照耀下，其反射的光、影、色都是不同的；至于阴雨天彤云四合或烟雾迷茫，其形态更加异殊。”关山月在一个多月之内画了大量反映西北风景以及少数民族生活的毛笔速写，《祁连山麓》、《祁连牧居》、《黄河水车》、《小桥流水》这些代表作品就是由当时的毛笔速写创作而来的。画面元素极富典型意义：荒原、骆驼、帐篷、毛驴、雪峰、冷衫……无论写生或创作，关氏能准确捕捉季节或气候变异的自然感受，从而表现自然之美。画面绘尽边关之景，景中含情，画境开阔，格调悲壮，切合了当时抗战的气氛。
关山月的西北写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临摹莫高窟的古代壁画。这首先和当时的艺术风气有关，当时许多有志皈依艺术的人都对敦煌这个闻名世界的艺术宝藏顶礼膜拜，不少艺术家敢于翻雪山、越戈壁，不远千里，不避艰险地去敦煌城探宝，例如张大千、吴作人、韩乐然等。关山月一行4人在敦煌历时一个多月，临摹了近百幅壁画，这才收拾行装，离开敦煌。出了兰州，张振铎转回重庆，赵望云去了西安，关山月想趁机多走一些地方，夫妻两人就留在兰州。后来又到青海塔尔寺写生，创作了《青海塔尔寺庙会》等作品。他们直到1944年春才回到成都。
归来之后，关山月将大量的西北写生和敦煌临画整理完毕，于1944年在重庆举行“西北纪游画展”，共展出作品100余幅。除了上文所列作品之外，还展出了关山月根据速写和心得体会而创作的《塞外驼铃》、《鞭马图》、《蒙民游牧图》、《祁连放牧》等作品。这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第二次产生巨大影响的画展，作品笔力雄厚而不失秀逸，气象壮阔又意境苍凉，令人耳目一新。徐悲鸿观后赞其：“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为《塞外驼铃》、《蒙民牧居》题诗六首，并评道：“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于右任先生还为其《鞭马图》题字“冰雪生活，英雄气度，勒马沙场，祖国永使”。这些重要人物对关氏艺术的认可，直接地成为之后关山月承担许多国家重大绘画任务的铺垫，也成为确立关山月艺术地位的基石。
写生之路：
看你能够坚持多远，坚持多久
关山月从澳门开始行万里路，从贵阳走到重庆和成都，再到西北，放弃了大学教授的席位，开始流浪式的写生生活，将最初的战地写生的想法转移到实践行万里路的宏愿之中。以今天来看，他的选择对于生活来说是艰苦的，对于他的艺术之路，这个磨炼却是至关重要的。关氏艺术在此时形成的雄健刚阳的艺术取向，不得不归功于北国雄强辽阔的地貌的孕育。而敦煌临摹壁画的经历也对关氏以后的画风革新产生了积极影响。1947年他到南洋写生，就是尝试以敦煌壁画的造型方法来写那里的人物风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此外，西北之行还启发了关氏如何解决“画什么”和“怎么画”的历史问题。他在自己的第二部写生集《南洋旅行写生选》（1948年）“自序”中明确地提到：“动和画是一体的”，“不受大地的刺激我便没有画”。这是他通过40年代的写生历程产生的新的认识和思想。这些艺术思想是关山月对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关山月在艺术史上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也许“行万里路”并非都能获得成功，但是从这条路上坚实地走过来的人总会有许多成绩表现出来。从关山月、赵望云、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常书鸿、韩乐然、黄胄到后来的李焕民、朱乃正、吴冠中、徐唯辛、陈丹青……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艺术家通过西南西北写生获得各自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创新，为美术史上添上不可掩盖的一笔。他们的艺术经历不仅说明了这条写生之路对于中国艺术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现代艺术创作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探索方向。可以说，在架上绘画平面化、图像化的当下，这条坚实的写生之路更显示出它的独特魅力，只是要看你能够坚持多远，坚持多久。
（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