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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的价值 谁说了算

        作者:王新2020-07-06 07:01:29 来源:美术报
        艺术的价值 谁说了算

        爱德华·马奈  草地上的午餐  油画 1863年  奥赛博物馆

        前几年,极简主义艺术家罗伯特·雷曼,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一幅几乎完全空白的方形油画《无题》,估价为1500万至2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000万至1.2亿元。有记者朋友问我,如此天价,其中究竟有何艺术逻辑?我笑笑:非艺术的逻辑,乃奢侈的逻辑也。

        奢侈的逻辑

        书画,尤其是名迹,在任何时代都是奢侈的表征。不妨看看中国明代。

        天启崇祯年间,沈周《击砚图》交易价格为白银10两,文征明《仙山楼阁图》为6万文,折算为120两;有明一代,书画最高交易价格2000两,即项元汴购得王羲之《瞻近帖》,万历四十七年,其子以此价格,再次售出。那么,2000两意味着什么呢?

        在明代《金瓶梅》中,武大郎“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二层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西门庆花500两银子,增盖了花园,后又以540两银子买下隔壁花园;西门庆铺上掌柜每月工钱2两,李瓶儿生病,“封1两银子作药本”,西门庆生病,封了五钱银子讨药吃;西门庆买丫鬟小翠花5两银子,奶娘如意儿6两。

        在《醒世姻缘》中,地每亩2两,肉每斤1钱5分,棉花每斤1钱6分,潮蓝布每匹3钱2分,教私塾多个学生每月1两,单教一个学生每年4两,房子一栋45两。

        由上述物价类比,一幅2000两的名迹,在当时可购买4座花园,或近5栋房子,或需一个掌柜工作83年多,或教书先生执教160多年。如果折合为今天的物价,我们会发现王羲之与罗伯特,并无差别,皆是天价,是远超日常生计消费的奢侈消费。

        那么,奢侈性消费又究竟为哪般?主要是身份标榜与阶层区隔。

        明代画论笔记中,对上层官僚与上层文人竞相收藏名家巨迹、以为夸饰的风尚,多有记载,比如南京守备太监钱能与太监王赐以书画斗富,文人画大家董其昌与韩胄君以收藏书画竟日竞争。最为惊人的,当数权臣严嵩书画珍奇家藏,可谓奢侈已极,富可敌国,王世贞《弇州朝野异闻录》载:

        籍没严嵩家有珊瑚树六十株,玻璃、玛瑙、水晶、珊瑚、哥柴官汝窑、象牙、玳瑁、檀香等器三千五百五十六件,沉香五千五十八斤,空青四枚,古铜龙耳等鼎、牺樽、狮象宝鸭等炉一千一百二十七件,大理石倭金等屏风一百八座,金徽玉轸等古琴五十四张,二王、怀素、欧、虞、褚、苏、黄、米、蔡、赵孟頫等墨迹三百五十八册,王维、小李将军、吴道子等清明上河、海天落照、长江万里、南岳朝天等古名画三千二百卷册,宋版书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轴。

        除了上层官僚与上层文人书画奢侈消费,互竞风雅。富裕起来的商人,为了抬升自身地位,与士人阶层展开竞争,实现阶层转化,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收藏书画等艺术奢侈品来实现的。这让当时不少文人耿耿于怀,多有微词,像公安派袁宏道对大力推荡奢侈之风、动辄重赀的“富人公子”,就不无轻蔑。

        而中下层文人消费书画,甚至名画,也成为风尚,《醒世恒言》卷三十《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述李勉在知县房德书房中所见就有名人山水。普通下层百姓人家同样对名画等奢侈消费执着不已,《喻世明言》卷十二描述妓女谢玉英精致书房,同样少不了古画装饰:

        明窗净几,竹棍茶炉。床司挂一张名琴,壁上悬一幅古画。香风不散,宝炉中常热沉檀;清风逼人,花瓶内频添新水。万卷图书供玩览,一枰棋局佐欢娱。

        如果说对谢玉英描述,尚有文学修辞,那么,以姚廷遴记明末松江城风俗“极小之户,极贫之衖,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则为确凿事实。当时奢侈之风,导源于文化与经济中心苏州,而风靡天下,无论附庸,伪饰,还是真赏,人人皆渴望风雅。

        值得指出的是,艺术消费中的奢侈之风,相对一般奢侈消费,自有特色,如凡勃伦所言是“炫耀性消费”,其功能不只是官能性享受,更多具有身份标示意义,用于阻止阶层流动;用布迪厄的话说就是,艺术消费与一般物质消费不同,需要编码、解码的能力,才能鉴赏享受,因此艺术品位天然具有阶层区隔合法化的功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仅理解了奢侈的逻辑,也理解了艺术奢侈的逻辑:其实只有一种逻辑,那就是权力的逻辑。

        “奢侈到底是什么?奢侈本应是人们在得到良好教育和修养之后与之匹配的东西,可惜的是,现实却与之径庭”,这是逝世不久的时尚大帝、香奈儿艺术总监卡尔的名言。

        国王与商人的较量

        1863年,马奈满怀热望,向法国国家沙龙大展提交了三幅作品,其中就包括日后成为现代主义开山之作的《草地上的午餐》,遗憾的是,全部名落孙山。而另一个叫卡巴内尔的人,以一幅轻度色情古典风的《维纳斯的诞生》,一鸣惊人,不但斩获当年沙龙大展,且获得拿破仑三世赞助,该作收藏费高达2万法郎。吊诡的是,今天,马奈作为印象派的一代宗师,蜚声世界,而卡巴纳尔早已湮没无闻。当然,这得感谢法国新兴的工商资产阶层,正是他们的赞助和品位,让备受国王冷遇的印象派,器宇轩昂地走进了西方艺术史。

        中国明代,有一个人的命运,与马奈极其相似,那就是“吴门画派”的宗师文征明。明初期宫廷,欣赏以北宋郭熙山水之浑厚风格,与南宋马远山水之峻切风格相融合的浙派风格,所以浙派大中名头戴进、吴伟等,书画价格甚高,连小名头汪肇、程达一幅,都可卖白银20两。成化时,吴门大家沈周弟子李著,只有改弦更张,重学浙派吴伟画风,才有生计。书画商人詹景凤有记载,浙派画家一幅高达20两,而吴门画派的沈周等大家才2、3两,文征明有的作品才三五钱。

        明代中期,此势逆转:吴门画风主盟画坛,粗豪风格的浙派戴进已被视为“气格卑下”,而其末流蒋嵩、张路,被视为“画中邪学”,“恶极矣”。因此浙派画家作品价格大跌,嘉靖时,浙派蒋嵩儿子蒋乾,只有改学吴门画派宗尚的王蒙画风,才得谋生;万历时,徽商方用彬用1两银,即当得汪肇作品。此后,一直到明代晚期,吴门画派画价一路攀升,沈周、唐寅绘画,可媲美五代荆浩、关仝价格,文征明、祝允明书法,可赶上宋代苏轼、米芾价格,“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詹景凤久居苏州,为了炫耀自己的投资眼光,就在《题文太史渔乐图卷》中,不无得意地详细记述了文征明画价由三五钱,从吴到徽到浙买卖流通,成10倍飙升的情形。在这个过程中,文征明由此一举确立了自己在文坛领袖群伦的地位。当然,这得感谢明中后期苏州莽然崛起的徽商,他们的附庸风雅,他们的狂热赞助与炒作,让吴门画派大步鞺鞜地走进了中国艺术史。

        以上事例,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在艺术家身价沉浮的命运背后,其实是折射着国王与商人的力量拉锯,或者说是国家与市场的较量。很显然,两者的赞助品位,也是迥若天渊,一般国王的喜好是宏大的,集体的,精良的,保守的,而商人会偏嗜个人的,多样的,新异的。最关键的是,国王的品位往往具有垄断性,手边有一则材料,是乾隆皇帝下给宫廷画家郎世宁的圣旨:

        陈容九龙图不必用宣纸,问郎世宁爱用此绢,即照此画尺寸,用绢画九龙图一张;用纸画,即用本处纸,照此画尺寸,画九龙图一张。不要西洋气。钦此。

        “不要西洋气”,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凸显了国王的品位。艺术市场日趋成熟以后,艺术作为商品,从地方市场到全国市场、国际市场,从一般日用装饰到艺术投资、资本运作,从画店画铺到画廊、博览会、拍卖会,润物无声,“化骨绵掌”般,消解了国王的垄断。在这个意义上,商人和市场最大的功劳就是兴发和庇护了艺术创造的个性。纵览古今,我们会发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艺术,基本都是在商人的赞助下欣欣向荣而名正言顺的。

        那么,到底是国王说了算,还是商人说了算呢?

        实际上,国王赞助的艺术,也有成为煌煌经典的,如法王喜欢的安格尔、大卫,明代皇室钟爱的浙派;商人赞助的艺术,也可能当世煊赫,而后灰飞烟灭,寂寂无名。其实,真正说了算的,既不是国王,也不是商人,而是学术。梳理艺术史,就会发现,只有真正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的艺术,无论为国王赞助,还是为商人追捧,最终才能立定脚跟,传之久远。

        这真是一个令读书人气爽的结论。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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