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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竹小言》诞生记——读王世襄致金西厓信札

        作者:陆剑2020-06-24 07:29:02 来源:中国文化报
        《刻竹小言》诞生记——读王世襄致金西厓信札

        王世襄致金西厓手札

        1975年1月2日,正在北京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上班的王世襄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函。那是自“文革”开始已多年未通音讯的四舅金西厓给他的回信。那会儿还没有微信、e-mail,通信是最好的沟通交流方式,此后两人鱼雁往来,互通信息,于是就有了这批信札,也有了《刻竹小言》诞生的故事。

        提起《刻竹小言》,学界皆知是金西厓、王世襄合作的经典之作,自上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好评如潮,被誉为是“对竹雕作出最全面研究之作”。金西厓、王世襄乃郎舅关系,两位均为近现代竹刻理论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金西厓(1890—1979),是我国近现代竹刻艺术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竹刻艺术大师,启功称赞其“于五百年来竹人之外独树一帜”。金西厓不仅竹刻技艺高超绝伦,在竹刻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其晚年的代表作《刻竹小言》具有划时代意义。王世襄(1914—2009),我国著名文化学者、文物鉴藏家,金西厓外甥,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西厓的代表作《刻竹小言》即由他整理出版。王世襄曾在自述诗中写道:“外家才艺殊,两舅工刻竹。小言命编校,敢不忠所托。从此癖此君,耽爱情颇笃。”整理舅舅的著作也成为王世襄竹刻研究的发端,后来陆续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竹刻的论著,成为现代竹刻理论研究的泰山北斗。

        《刻竹小言》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王世襄在整理的过程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新近发现的这批王世襄致金西厓信札为我们揭开了谜底。这批信札共计41通计88页,时间跨度从1974年底到1976年底。三分之二为王世襄先生用毛笔书写在花笺纸上,格调高雅、字迹工整、内容丰富,最可贵的是,其核心主题基本围绕如何整理《刻竹小言》展开。

        “文革”后期的1973年,王世襄自湖北咸宁调回北京工作。至1974年,家属也全部调回北京,一家人总算重新安顿下来。这时,王世襄开始写信给失联多年的四舅父金西厓。多年没有通信,一旦重新“联通”,舅甥之间亲情跃然纸上,除了工作生活的情况之外,最重要的话题就是竹刻。《刻竹小言》原稿的原始面貌究竟如何?据金西厓后人透露,原稿非常简略,也没有分章节,总计大约3000字。笔者见过开头两页,与我们后来所见的《刻竹小言》确实有很大差别,究其原因还是金西厓当时年事已高(1975年时已85岁高龄),所以才需要笃好工艺的外甥王世襄整理完善。

        对于舅舅的著作,王世襄认为非常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整理工作中去。在短短20天的时间内,王世襄不但阅读了大量竹刻类文献,还以惊人的速度列出了全部书稿的大纲,并完成了部分章节。经过对比可知,他初列提纲与我们目前所见《刻竹小言》的框架大体一致。有所不同的是,金西厓及其胞兄金东溪的几件作品实例后来作为“附录”出现。因为此书的作者署名为金西厓,自己介绍自己的作品显然并不合适。所以王世襄听取友人建议,后来以整理者的名义介绍金西厓的十件和金东溪的二件作品。对此,在这批信札中也有提及。

        在《刻竹小言》整理的过程中,王世襄始终抱着严谨认真的态度,每写好一部分即第一时间邮寄四舅审阅,他自知竹刻技法和专业术语方面非己之长,所以专业方面请金西厓把关。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多次的修改和广泛的征求意见,《刻竹小言》终于脱稿。王世襄又请惠孝同、启元白、张伯驹、黄君坦、黄苗子、夏承焘几位名人题辞,还写了一个后记交代编撰的过程。

        完稿后,王世襄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因为当年他手录石印慈母的《濠梁知乐集》时,金章已经去世,为此他一直感到遗憾。这次完成舅父著作的整理任务,他觉得是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不过,问题来了。《刻竹小言》整理工作虽然告竣,并且受到学人的好评。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出于种种原因,一时间竟找不到合适的单位出版印刷。为了让舅父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此书面世,王世襄用毛笔抄录了一份手写本邮寄给金西厓。1976年底,王世襄又专门自费油印了200册(无图和题跋),以广其传……

        《刻竹小言》诞生的过程,通过解读这批信札,其实已经基本明了,但其中丰富的信息量,却为我们厘清了不少问题,有的甚至颠覆了以往的认知。

        第一,《刻竹小言》的成书时间。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刻竹小言》的成书时间是1948年,因为金西厓的自序中落款是戊子十月。通过这批信札,我们知道此书的真正成书时间应为1975年至1976年间。虽然1948年王世襄赴美之前暂住金西厓家中时,也曾提起刻竹编书的事,但金西厓真正提笔写成提纲挈领类的初稿是在1965年前后(见1975年1月2日信)。1975年春天开始,王世襄才开始对其进行系统和大尺度的整理。金西厓的自序乃王世襄代笔,王世襄之所以落款在1948年是因为这时候编成此书,就不必加新内容(因为新内容,不论是理论还是作品确实不容易加),可以少受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学术方面的束缚;而且可以使用比较接近白话文的文言,既通俗易懂,也比较文雅。

        第二,《刻竹小言》的第一作者。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所有正式出版的《刻竹小言》均署名“金西厓著、王世襄整理”,按照一般的理解,《刻竹小言》的第一作者理应是金西厓,而且主要著作权应属于金西厓。通过解读这批信札,我们可以了解到:事实上,王世襄在《刻竹小言》诞生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西厓的初稿只有3000字左右,而后正式出版的版本有6.3万字(含题跋、后记),几乎扩展了20倍,尤其是书中的自序、简史、述例、附录、题跋均初稿所缺,这多半要归功于王世襄这个整理者。不过,作为本书最为核心的作法、备材等章节,更多的信息来自于金西厓本人,王世襄经过自己的参悟发挥,对这些章节进行了整理扩充。所以笔者认为,王世襄扮演的角色不应是“配角”,而应是“主角”;不但是整理者,也是创作者。因此,《刻竹小言》至少也是金西厓、王世襄两人合著。

        第三,《刻竹小言》的版本问题。由于王世襄的努力,《刻竹小言》有多个版本行世。主要有1976年王世襄自费油印本、198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竹刻艺术》、2003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刻竹小言》(影印本)等。通过这批信札可知,《刻竹小言》还有两个版本。我们知道,王世襄在整理的过程中是“一页一页、一章一章”抄录邮寄给金西厓审阅的。定稿后,王世襄先是用圆珠笔手录复写了几份,这是一个版本。之后,王世襄又用毛笔誊写了一份,并附高清图片(为俪松居写本),然后用静电复印了几份,这是另一个版本。由于这两个版本当时印量极少,所以存世者稀。

        《刻竹小言》堪称有史以来第一部进行全面论述竹刻艺术的著作,提纲挈领地奠定了竹刻历史的叙述框架,具有经典意义。而这批信札数量众多,时间集中,主题明确,书法遒劲,亦是竹刻史和竹刻理论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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