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摄影家骆丹在怒江流域少数民族村落拍摄的照片拿到人们面前，很少有人会将它与21世纪联系起来：暗淡的影调，粗糙的肖像，颗粒仿佛在画面中游走……这完全是19世纪的成像风格。然而，这一系列被命名为《素歌》的摄影作品，是骆丹于2010年前往云南怒江峡谷拍摄的。
之所以照片看起来“很19世纪” ，是因为骆丹用了一种流行于19世纪的传统影像工艺——始于1850年的湿版火棉胶摄影技术。在成像越来越迅速、影像效果越来越高清的“大众摄影”时代，骆丹却走上了相反的“复古”道路。
其实，像骆丹一样，利用那些早已被放弃的古典影像技法的摄影家和当代艺术家如今变得越来越多，传统的摄影技术和成像工艺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正如学者钟建明所说，经过百年历史的洗礼，依然有不少古典影像工艺被传承下来，并得到复兴。“它们经过时代打磨，依然保持着各自的特色，具有无法替代的个性与魅力。
”而由钟建明主编的“古典影像技法丛书”近日也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介绍了银版摄影法、湿版摄影法及蓝晒印相工艺、盐纸印相工艺、蛋白印相工艺等36种至今仍在使用的传统工艺。
这些古典影像技法为什么会在当今社会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或许可以从当代实践者的创作历程中看出端倪。
湿版摄影工艺曾在19世纪后半叶风靡一时，虽然随着摄影技术的迅速革新，湿版摄影工艺逐渐没落，但仍然有数量众多的湿版摄影照片流传了下来。当骆丹看到这些有着“特殊气质”的照片时，他产生了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他的拍摄过程中体会得更加真切：因为曝光时间比较长，被拍摄对象需要在相机面前长久站立。骆丹在相关文章中写道，他们最初的一些反应会在这个等待中慢慢消解掉，还原到最初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恰恰是一开始打动我的。 ”
在拍摄《素歌》的过程中，骆丹看到了“消解”的过程，这是一种对人物肖像传统成像规范的消解——当被拍摄者面对镜头的时间被拉长，最初的仪式感也会逐渐变淡，人的真实状态会代替原本期待中的成像状态出现在底片上。而《素歌》就体现了摄影师与拍摄对象的互动与对话，作品的阐释张力也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得到加强。
当然，除了古典影像工艺在拍摄过程中所体现的价值外，它们独有的成像特色也吸引着艺术家的创作。殖民时代，欧洲商人把具有“原始风情”的萨摩亚照片印到明信片或卡片上，来满足人们对“野蛮人”的想象。比较典型的，是1886年由托马斯·安德鲁拍摄的Sa-moan
Half Caste（“Half Caste”是对白人殖民者与澳洲土著人所生后代的指称）
，托马斯·安德鲁拍摄了一位坐姿优美的萨摩亚少女。正是Samoan
Half Caste给了萨摩亚裔艺术家木原重幸灵感，基于对这个萨摩亚少女的想象，她创作了一系列与其“神似”的作品。而这张照片同其他印到卡片上的照片一样，因成像的工艺染上了黄色的印迹。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木原重幸来说，泛黄色调在某种程度上是殖民影像的象征，为今天拍摄的影像加入类似的效果是对殖民影像的戏仿，使人们对那段殖民历史产生观照。
不难发现，无论是摄影家的拍摄，还是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将古典影像技法带入今天的艺术生产，已经进入到当代艺术的范畴之中——很多艺术家关于古典影像工艺的“再发现”
，超越了对其技术层面的利用，拍摄工艺本身已成为表现的工具。如果说工具的目的是赋予自然中的对象以文化层面的意义，那么在当代实践中，作为工具的古典影像技法无疑赋予了影像以摄影本体层面的意义，这些影像既是艺术家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也是他们对摄影本身的思考。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还呼应了摄影诞生初期的影像实践：因为早期摄影工艺普遍具有曝光时间长的特点，比如1939年时达盖尔银版摄影法的曝光时间长达15到30分钟。19世纪前期，人们拍摄的对象多为静止的事物。摄影家将镜头对准静止的自然事物，自身也成为大自然的观察者和其缓慢变化过程的参与者，仿佛拍摄者的生命也被凝固在那粗糙的颗粒之间。我们当然可以想象这种状态是“很19世纪”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努力参与到表现对象的“生命历程”之中，不同样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趋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