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禹舜
梵高传递内心的声音，坦诚而真实
纸本设色29cm×43cm2017年
现存于禹舜美术馆
梵高于1890年离开了这个世界，至今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经由几代人对梵高本人的唯物主义研究的积累和对其作品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的分析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作为艺术家的梵高的人格与艺术，并且使全世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梵高这个名字。尽管由于时间上的差距带来对梵高研究和评价上的各执己见，但梵高被美术史归纳为后期印象派代表画家并在近代美术史上扮演着不亚于塞尚、高更的重要角色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说明梵高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仅仅三十七年的生命历程，而绘画创作又不超过十年，却形成了印象派中区别于塞尚、高更绘画风格的强调主观世界的表现主义形态。世纪老人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历史，宇宙将周而复始地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在这时间的长河中个人的生命作为物质存在是一闪即逝的。但是有些人就在这生命存在的瞬间创造了永存于世的精神。梵高艰辛、苦难、挣扎的暂短人生，留下了永远不灭的精神。这精神在新的世纪面前她还将在艺术舞台上演奏出新的美丽乐章。因为一百年以来，人们对梵高的热爱越来越深、越来越强烈，人们对梵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丰富和完美，正像嘉塞医生所说的那样：“梵高的爱、梵高的天才、梵高所创造的伟大的美，永远存在并丰富着我们的世界。”梵高由于艺术上的永久青春活力而吸引着无数的人们。梵高也由于人们对他的挚爱而在绘画史上享有了无与伦比的地位，这一切正好验证了梵高所说的“我的艺术是献给未来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基于此，我认为对于梵高主观表现主义形态的形成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因为梵高作为画家，他的生存方式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几乎与所有的人都不同，甚至与画家的生存方式也不同，但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把梵高和我国历代上几位与其有相似之处的艺术家诸如：张旭、怀素、米芾、黄公望、徐渭、朱耷以及当代的石鲁等并列起来看的话，梵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人，顶多可以算作精神失常。用现代医学研究的结果定义就是：连续性癫痫症、忧郁症和极度的孤独症。我认为梵高其实是死于孤独，死于无人对他的理解和认识，绝不是“由于精神病发作而开枪自杀”之类的原因。因为梵高一生中的最终结局完全是梵高预料之中的，他曾说：“创造新东西的艺术家，都会遭到嘲笑，并且被当作精神病看待，艺术家无法忍受冷酷的环境，到了最后就会走上毁灭自己的悲剧之路。”
梵高的孤独几乎与所有被褒或贬的孤独都不同。苏东坡的一生虽颠沛流离，但有生之年还是体会到了名满天下的快意，可以说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才有“高处不胜寒”这样内在与深刻的孤独；李白郁郁寡欢是源自于胸怀大志却无人赏识，才能又得不到施展，故“借酒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他寄情山水，在吟诗作赋上体现出的才华得到举世公认并有诸多知音，杜甫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李白才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孤独；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是源自于他不愿意、不屑于、不肯与众人同“醉”，他忧国忧民、慨叹人生，所以才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大彻大悟，这是一种高雅、富贵、充实的孤独。然而梵高确是孤独得可怜、痛苦、糊涂，孤独得像死一样。梵高是“朝夕都未曾闻道”，死的是否“可矣”应划一个问号。梵高对亲情渴望，但只有弟弟对他给予过理解；对爱情向往，但只有妓女与之往来；对友情珍视，但高更后来还是远离他而去。这一切让梵高体会到了死亡是最彻底的孤独，也是能够寻找到的最彻底的自由。梵高的孤独还体现在，上帝造就了一个超越于时间与空间的旷世奇才，而没有造就出能够理解他的亲人、认识他的朋友、欣赏他的观众，所以他的艺术知音非常寥落。
梵高一生是在被误解、被忽视并且被遗忘和几乎无人理睬中度过的。像雷诺阿、莫奈等能够被别人讥讽嘲笑和咒骂都使梵高非常羡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梵高连这样的资格都没有。他的一生都是在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中度过的。他不知道自己是个天才，不知道自己是位艺术家，他的心声只能向唯一能够理解和珍爱他的弟弟提奥倾诉。在梵高给弟弟的最后一封信中写到：“我不需要故意表达凄凉和极端孤独的心情，我希望你能马上看到这些画，我觉得这些画会把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话告诉你……”。当弟弟扑到即将死去的梵高身上已泣不成声时梵高却非常平静地说：“兄弟，不要伤心，我是为大家着想才这么做的。”从这两段话分析，梵高是非常理智和清醒的。但是梵高的最后一幅作品《麦田上的乌鸦》却是一种无序笔触的堆砌，占画面几乎二分之一的黑蓝色天空、挤压着金黄色的麦田，一条小路伸向远方但没有到天边就已到了尽头。而翻滚的麦浪好像恐惧空中的袭击，而无数只象征着死神的乌鸦在画面上空飞盘旋，人们仿佛能够听到恐怖的哀鸣。这绝对是一幅无法言喻的不吉之作。
通过这幅画不难看出，梵高在做出最后抉择之际头脑是清醒的，情绪非常稳定，他已经不再激动、不再冲动、不再感动了，创作激情已经完全失去。就在这时梵高永远忧郁的眼神可能有了瞬间的喜悦，因为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孤独比死亡更痛苦。
前些年，我去欧洲考察交流的第一站就是生养梵高的故乡——荷兰。我们来到了坐落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术馆。当我们看到人群排着长队参观的情形时，很受感动，确实感受到了一百年以后人们对梵高的尊重与喜爱有增无减，但是我觉得这尊重和喜爱几乎不是来自于人们对梵高人格的高尚而产生的敬仰，只能说是由于他那潜伏着危机、充满绝望、短暂而悲惨的人生增加了些许人们的感动和对他的怀念。因为梵高的一生在人格、道德建设上不能算作完整和成功，从他的人生经历上看，他带给人们的只是一些生活要快乐、要勇敢才能生存得更好之类的启示，其它几乎没有。因此梵高在画向日葵的过程中，也只是“喜欢向日葵的颜色并非向日葵的德行”。相反，在艺术创造上他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人们的爱戴。由此我们有理由说，艺术品自身也有独立于人品之外而存在的价值。这一点尤其适合于梵高。
梵高，1853年3月30日诞生于荷兰克罗特珍杜特小村庄，家中有兄妹六人，父亲是该村教师。梵高曾做过画店服务员、私立学校的教员、书店的店员和矿区的传教士，最后成为职业画家。1890年7月27日，梵高走进一片麦田，朝着自己的胸部开了一枪，两天后离开人世。
尼采曾说：“在人世间遭受最深的苦恼，吃过最多痛苦的人才算伟人。”那么梵高一生与苦恼抗争不懈，而且总是在超越身心最大承受极限之上痛苦的挣扎，为艺术燃烧了自己的一切。这样的一生，无疑是充实和伟大的一生。
如果说“艺术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要跟时代形成对立状态”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去理解梵高了，梵高不仅在艺术实践上与时代形成对立，就是生活上也是如此。
童年的梵高就强烈地体现出了孤独与任性，他不喜欢家里炉火的温暖，而喜欢徘徊在荷兰荒芜的原野间，他对生活的感受是超乎常理的，甚至使家人“感到惊奇和可怕”。比如当他看到黄昏时候沉入地平线的太阳时，总说这个深红色的太阳是黄色的，当他看到闪烁在夜空的星星时，却认为晚上比白天还明亮……这还不算，梵高成人以后，作为美术商店的服务人员，看到从年轻画家手中廉价买来的画作，竟以几倍的价钱卖给顾客，他认为是投机取巧，不能忍受。竟然在一位顾客表示要买一幅挂客厅时，梵高立刻顶撞顾客说：“画虽然有好有坏，却没有什么挂客厅、挂餐厅之分”。当客人认为有一幅画稍微大了一些时，梵高很不客气地大声嚷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根据大小来买画的？”当梵高成为一名私立学校的临时代用教员时，经常和校长发生冲突。除了最后从事的绘画，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一事无成。如他做了四个月的书店店员便开始痴迷宗教并愈来愈虔诚，几乎对所有的工作都失去了热情，整天在笔记本上摘录《圣经》的句子，由于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神学院学习，只是在牧师养成所里学了很短的时间便主动请求到伯雷那琪的煤矿区当传教士。他经常在宿舍点起蜡烛祈祷直至通宵，而白天总是半睡眠状态下呆呆坐着，样子很可怕。
梵高还是在他传教过程中体会到了人世间的美好，诸如在看到矿工的生活条件恶劣，缺吃少穿并有疾病缠身的情况下，相互之间还非常友善，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施舍给矿工，甚至把自己的床位借给病人而使自己没有住的地方。梵高同样也是在传教过程中体会到了人世间隐藏在美好背后的丑恶。那就是梵高对人民所有的慈善友好的行为都被教会视为过分、过火并不能忍受而对其提起申诉。从这时起一颗炽热可燃的心灵仿佛被浇了一盆凉水。梵高这时对宗教的信仰开始动摇，对基督开始怀疑，他发现宗教是富人的宗教，适合于有钱人而与贫苦人并没有太大的联系。梵高性格孤僻内向，但内心对生命有火一样的热情。在没有明确是为什么的时候，燃烧生命对于梵高来说也是最为痛快的事情，因为他明白这会使自己的生命成为横空出世的一道光芒而永存于太空之中。对于个体来说，这可能是一闪即逝的，但却太空留痕。这时梵高醒悟到以宗教解决人间的问题有很大的矛盾并且绝非他本人能够解决的事情，最后他还是选定了绘画，他认为绘画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远大的抱负。从对美的表现上可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与安慰。于是“梵高从眼睛的神色到喉咙的声音都变了，”他开始向自己新开辟的美的世界勇往直前。
梵高没有一点绘画基础，没有进过美术学院。当受过严格的学院派教学训练的画家表哥毛佛劝说梵高“应该画些石膏素描之类的画”时，梵高反驳道：“这种没有生命的东西根本没有画的价值”，并将石膏像砸碎丢在垃圾堆里。所以梵高刚开始画就把目光投向了穷苦劳作的庶民而非王侯贵族、大富翁和贵夫人等。他说：“我在拼命地画画，画那些雪地里挖人参的女人，这是为了表现农夫的工作状态，我反复不停地画，专画这些本质上在现代的人物画，至于希腊时代的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或荷兰的古画等等，我都不曾画”。这恰恰使梵高没有受到任何画家对他的影响。所以才能够以区别他人的方式接近生活、以完全个性化的内心感受去认识生活，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去表现生活。这体现出梵高自始至终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技能技巧的提高上，而是要充分表达情感和意志；没有把目标放在画匠的标准上，而是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这就是成就梵高极端个性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梵高有着雷诺阿那样娴熟的技巧，有着莫奈对色彩的理性理解和认识，有着诸多大师的扎实造型能力的话，这个世界还会有梵高的存在吗？
艺术发展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般情况下艺术发展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学术的走向是受外在制约的。也就是说：“学术以世运为转移”。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进程中，人类发展的重要时期，人类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恰恰是艺术最繁荣的时期。艺术最大的功用就是在政治上独立的国家，通过思想文化的繁荣而起到推动社会的发展。不过艺术也有按其自律性发展的情况，就是学术自身有不受外力改变的独立品格。也就是说：“学术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这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普遍意义上的自律性发展，如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生活稳定，人们富裕的太平盛世，这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成为艺术自律发展过程中的导向并使之屈从的决定因素。这种情况下的自律性发展是与社会同步的；二、个性意义上的自律性发展，也就是不受任何影响而在个性这个点上的无限深入与伸展。这直接来自于个人的气质、性情。但是人生活在社会中几乎没有人能摆脱社会。艺术实践是以时代哲学的、政治的、社会的乃至人生态度的基础为意向的。但是梵高却不是这样。
其实作为一个社会人，每人都有两面性，就是社会属性和个人属性。体现在具体人的性格上就是共性和个性。共性可理解成是普遍性，生活中容易充分地展示和被人们所接受，但在展示和被人接受、被人认识过程中掺杂了许多与普遍性共存的东西，诸如：功利、投机、世俗、虚假、矫饰，等等，这些容易使艺术创作失去生命活力。而个性如果得到张扬，在一般情况下是要有相应条件的，如：精密组织、具体办法、操作程序、相关措施等，否则很难实现，但这一点的实现对艺术家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可是很多人由于对生活的无可奈何和诸多社会原因，个性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人与人之间变成了只有五官上的区别而缺少精神上的不同。
艺术与艺术之间变成了图像与内涵或者说视觉感受与精神创造的完全雷同。而梵高恰恰由于他的精神世界与所有人的不同和由于性格等原因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生活，无法参与主流绘画实践，更无法成为与社会同步的主流绘画的创造者以及他的没有功利、不媚世俗、不投机取巧，超然物外、遗世独立、真实真诚地表达个人情感等个性特征，使他在艺术创作上保持着不受外界干扰和影响。所以他的作品体现出了世人无法比拟的无限真诚和重个性发挥而不顾其他的艺术上的自我境界。梵高对艺术的无限真诚减轻了他对无奈生活的烦恼。因此梵高在他的作品中真正完整地展示了他的精神世界（但当时的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接受）。这又说明梵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社会属性的人，因为社会属性的人内心世界都有两个角落：一是属于社会的一部分，是共性；二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是个性。当属于社会这一部分占百分比例大的时候，这个人体现出与自然与生活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水乳交融和对社会各个方面的适应，但有时或许多了一些油滑与世俗。当属于自己的一面百分比例大于社会这一面时，这个人面对自然、生活和社会时，就将感受到一定程度的艰辛、苦恼和孤独寂寞。而梵高的内心角落几乎没有属于社会的部分，所以他面对生活时表现出的就是一种无奈，只有真诚地对待艺术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
对于梵高，人的一生不能算作完美，艺术上的理想与追求和个性与命运之间最终没有一个平行的解答方式。其实属于社会与属于自己的部分如果与生命之舟共同航行在生活的大海之上时，在道法自然的天地永恒之中做到天地的平行、永恒、互纳、互融、互兴、互扬，那么这个世界就出现了天地之间的平行，天边就永远会有一条天地融合为一的亮闪闪的直线——地平线。而梵高永远也没有看见过这条亮闪闪的线条。胡乱飞舞的乌鸦遮住了他的视线，翻滚的麦浪挡住了通往这条线的小路，轰鸣的雷声已使他只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是梵高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他自身体现出了高度的和谐和统一，那就是艺术上的高度自我和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做法融梵高于一身之上。
虽然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实现在梵高身上我们都不会觉得奇怪。生活的极端主义，不仅体现在梵高对于生活的无奈、无能为力和消极抵抗，更体现在他对生活充满着热情，他的内心深处对亲情、对友情、对爱情一直燃烧着熊熊的火焰。请看，当梵高爱上刚刚守寡的孕妇表姐时，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他把自己的手抻向火里烧烤，使手严重烧伤。还有，梵高与高更去一家妓院，一位妓女向梵高开玩笑说：“你如果没有钱，何不拿一只耳朵来顶替呢？”于是，梵高回到家里，果真用刀亲自割下自己的右耳并用布包好给这位妓女送去。再有，在梵高生活极其困难、没有生活来源、只是靠弟弟每月送来很少钱维持生活的情况下，还是把一位长得很丑并怀有身孕，还带着一个孩子的妓女领回家中一同生活。还有，他与弟弟的骨肉亲情和高更的真挚感情等，都可以说明梵高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真诚的渴望，甚至说视如生命也不为过。
不可否认，在艺术上的高度自我是成就梵高最主要的原因，但也曾经有一段时期他的艺术创作确实受到了来自生活中的喜悦心情的影响。这段时间，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使梵高在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极端主义做法得到了很好遏制。那就是生活在位于欧洲南部的阿尔乡村小镇的那些日子。这里与他长期生活的荷兰完全不同，下雪的时候透过寒冷的天气仍然会有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在这里他总是忘却寒冷而漫步在明朗的山野之中，长期以来一直遭受打击的身心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舒展，精神也分外清新爽朗，这时的梵高像重新复活了一样。在这个小镇子上，他有三个朋友，其中一位是镇上的妓女，这个女人给梵高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愉乐。这段时间是梵高创造力最旺盛，作品数量最多的时期。他这时的作品多以明亮、华丽、富贵的黄色、红色、橙色为主调，充分体现了对生命的赞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梵高在这段日子里完成了著名的《阿尔附近的吊桥》《盛开的桃花》《向日葵》和最具代表性的那幅《戴麦杆帽的自画像》。《社会的自杀者》一书的作者安东尼·亚尔特通过这幅画给予了梵高极高的评价。他说：“梵高的眼睛是伟大的天才之眼，从画布里发现的炯炯目光，好像在对我们进行解剖。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这幅画所表现的主人早已经不是画家的梵高，简直就是永恒不朽的天才哲学家。连苏格拉底也没有这种眸子，大概在梵高以前的伟大人物中只有悲剧性人物尼采表现过这种灵魂之窗，这是从精神的出口赤裸裸地来表现人间肉体的眼神。”我认为这段话与其说是对画的评价，不如说是对人的评价，是对梵高真正意义上的评价。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没有一个天才不带一点疯狂。”约翰·德莱顿还说：“天才与疯子比邻，其间只有一纸屏风”。我认为这话似乎就是说给梵高的。如果把成功的画家分为两类的话，一类如：荆、关、巨、刘、李、马、夏、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等。他们都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大彻大悟的人生境界。另一类如张旭、怀素、米芾、徐渭、朱耷及当代的石鲁等，他们都时而大喜大悲，时而痴癫疯狂，时而喜悦无度。这两类画家在艺术上的成就可以放在一个平面上类比，但人格完善上则后者较之前者就无法相比了，梵高应属于后者。看梵高，如果以焦点透视的方法并且纵向延伸以艺术的标准观其在艺术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梵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如果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并且横向扩展观其人的一生，通过充分展示他的生活、行为以整体风貌来挖掘其文化内涵的话，梵高显然是失败的。
对梵高的评价与其说是向日葵因为一位画家的挚爱而在绘画史上享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不如说一位画家因为一种花而被无数普通人认识、理解和怀念。因为这种花是梵高创造的伟大的艺术。“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梵高的艺术创造就是天然本真的生命，自高、自厚、自明。世俗形骸消亡之日，就是他的艺术走向永恒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