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院 艺术教育事务职能部门及职责结构表
1927年10月，刚过花甲之年的蔡元培，宣布就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之职。“大学院”制的推行是蔡元培“教育独立”设想的最后一次实践，寄予厚望，也可算是倾其所有，甚至不惜做出政治上的重大妥协，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落寞收场。
说到“美育”，在蔡元培所构划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蓝图中，属于最为超脱，也最为纯粹的一块儿。在他1912年提出的“五育并举”中，“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与“公民道德”“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世界观教育”所达成的途径，又必“由美感之教育”来实现。兼具实用精神与理想情怀的蔡元培，深谙教育“实利”与“超轶”两者调剂相谐的道理，而“美育”这样纯粹的教育模块，在理念上具有“超轶”性，作为教育实践又必须加以“实利”的执行过程。这种矛盾让美育社会化的难度，远胜于其他“主义”，在致用、实干的功利性教育更能够快速有效的适用于国家与民族之建设的近现代，尤为如此。
“大学院”作为蔡元培教育行政生涯的最后一站，是他多年积攒的“美育”理想的总爆发。从思想层面来说，倒并无新意，只是过去一贯的延续；而体现为更进一步的，则在于蔡元培太希望能好好利用这次的机会，全方位铺陈自己的“美育”社会化的设想，在实践层面更多一些让人玩味反思的必要。
从“大学院”艺术教育的部门划分与职能来看，建立艺术院与音乐院以推广美育，以及筹划全国性的美术展览会，成为工作的绝对重心与亮点。于前者，今日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西湖国立艺术院就在此新政下诞生。只是按照最初的设想，要将美景绝佳的西子湖“湖滨一带，拨归艺大管辖，加以整理，设立美术馆、音乐院、剧场等，成为艺术之区”，进而“影响于社会艺术前途”的愿望，则成镜花水月。即便是作为新生成果的“音乐院”与“艺术院”，也在“大学院”改制之后，很快被成为了“专科学校”。
回顾蔡元培“美育”实践的过往，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时期，组织的“画法研究会”是一个可供对比的参照。尽管当年的“研究会”从规模上来讲，只能算是一个北大官方认可的课外兴趣研究社团，连组织经费和导师薪水都只能靠自愿入会学生另行缴纳。但这个小小的社团，却因聚集了金城、陈师曾、徐悲鸿、余绍宋等大腕，又能从中折射出“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反而更受如今美术史界的关注。
蔡元培要建立全新艺术院的初衷，除了想摆脱旧有院校易受官僚摆弄而难以为继的覆辙，还有更深的规划，其落脚点在于审美教育的“社会化”。“大学院”建“学区制”，基本是以每省为一“大学区”，以下分别设评议会、研究院机构等，共同决策管理本区教育事务。“艺术院”则直接由“大学院”下设“艺术教育委员会”督办，未归入其他大学区的管制，也就是说，“艺术学区”是与其他学区平行的一个设置，而“艺术院”只是这个学区的“初始”形态。如“北大画法研究会”那样的社团，其辐射力主要限于一所学校，至多能激起北京城的关注，于“美育”在全国的社会化，能量还是有限。一个独立的“艺术学区”，能够对全国的“美育”工作所能产生效力就不同了。这“社会化”的意图，才是“美育”最难以实现的一点。由此，当“艺术院”成为“专科学校”，其培养美术专门人才的功能尚在，而激发、影响社会对艺术的兴趣的设想，则几乎全然丧失。
“美展筹委会”所负责的美术展览之职，更是“艺术社会化”诉求的直接体现。我们所熟知的1929年“教育部第一次美展”，实则最初也是“大学院”在策划。对于一心想推进美育社会化的蔡元培来说，专业艺术人才的培养固然重要，然而，也只有展览会才能更充分地展示艺术在社会上的辐射力。按照最初设想，全国性的展览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当然，民国时期“全国美展”一共就举办了三次，分别举办于1929年、1937年和1942年。在“大学院”短暂的历程中，举办美展的工作可说是不屈不挠、执拗地在推进，来自行政的压力与画家们不合作的态度，让这“第一次美展”几乎难产。到得历尽艰难、真正展览举办的时候，蔡先生已辞职隐退，“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林风眠也没有真正参与组织工作，反在杭州积极于“西湖博览会”的事宜。而更为吊诡的是，改组后的“教育部”，在其“公报”中，对美展一事更是只字未提，回避态度溢于言表，也表明了每年一次展览的预想成为泡影。
蔡先生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恢弘的一次“美育”社会化的努力，就这样虎头蛇尾地告终。检讨与分析失败原因，留待史学家们去细细分析。在蔡先生逝世80年后的今天，回望“美育”的百年历程，审视“美育”今天的处境与地位，其“社会化”的问题似乎依然值得探讨，或许，也只有将这个问题深化下去，才是对蔡先生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