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爨宝子碑》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拓本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时有东晋时期的墓志出土，有石志、有砖志，矩形的砖质墓志居多。东晋之碑至少，只有刻于东晋末年的《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是墓碑，高190厘米，宽71厘米，厚21厘米。碑主爨宝子，东晋建宁郡太守。东晋宁州所辖建宁郡，即今天的云南曲靖，位于昆明东北。爨宝子死于任上，那一年，他才25岁，属吏为他立了这通碑。
读碑文，墓主生平很简单，籍贯“建宁同乐”“戎晋归仁”，初为“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政绩不过是“宁抚氓庶，物物得所”。谀墓辞很长，是四言一句的韵语。
《爨宝子碑》是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发现的，那时金石学兴盛起来，许多封疆大吏，还有一些地方官员，都有金石学的嗜好，喜欢搜访古代碑刻。特别是唐朝以前的古物，只要上面有文字，别说完整的碑碣墓志，残砖断瓦也是宝贝，收集起来，打拓本，写跋语，做考证，著录编辑，刻印成书。《爨宝子碑》发现之初的一段时间，名声未隆。阮元任云贵总督时编修的《云南通志》（道光十五年［1835年］完稿刊刻）），是第一部著录《爨宝子碑》的文献。咸丰二年（1852年），金陵人邓尔恒在当地任知县，把《爨宝子碑》移到武侯祠中保护起来。同光年间，拓本流传渐广，金石家纷纷著录《爨宝子碑》，且加考证，碑遂闻名于世。特别是清末，康有为盛赞此碑书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广艺舟双楫·宝南第九》）。此后，《爨宝子碑》进入了书法经典的行列，成为书家欣赏的名品，人称“爨体”。
《爨宝子碑》的书体，清朝方若在《校碑随笔》中称为隶书。因为参有楷法，又不是汉代那种标准的隶书，所以康有为说它“在隶、楷之间”。以字体而言，应该归为隶书体。
“爨体”隶书很特别。横和竖，又方又厚。“点画”也是三角状，连一些短撇、短竖和捺笔也改成了三角形，很刺眼。撇和捺，大多是圆笔，一些钩挑、戈笔也作圆笔。书写者把横、竖写得平直，以保持结体的整饬稳重，将撇、捺和长横、钩戈写得开宕舒展，表现出横张之势。但是不难发现，隶书中本来应该写得对称的撇、捺，在《爨宝子碑》中大多是一高一低，或者撇长捺短、或者撇圆捺方、或者撇直捺曲，几乎都不对称，有些撇捺还用楷式来替代。其字形，有的高、有的矮，大小不一。在碑中，越是难于结构的字，越有不合隶书结构规范的“奇姿异态”。
《爨宝子碑》的书写者可能是当地的书吏，他写隶书，只是尽力做出“横平竖直”和“翻挑分张”的隶书特征，却不善于平衡斜向的撇笔、捺笔，所以他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显得很不自然。后人称赏的那些奇态，正是作者模仿“八分”而不自然的窘态，并非胸有成竹地表现什么意趣。
我们把《爨宝子碑》的隶书看做是“方笔隶书”，这种隶书样式在东晋前期的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带业已存在。南京出土的琅琊王氏家族墓志中，《王兴之夫妇墓志》（348年）、《王闽之墓志》（358年）、《王丹虎墓志》（359年）、《（王建之墓志》（372年）、《王建之妻刘媚子墓志》（372年），还有镇江出土的《刘剋墓志》（357年），所见隶式很像今天的“黑体”美术字，都有方厚、平直、茂密的特征。时间上，最晚的《王建之墓志》也比《爨宝子碑》早30多年。王兴之、王闽之、王丹虎等人出身东晋第一流高门，他们的墓志，磨得平整，划有界格，刻得精细，应属当时铭石书的一种正规样式，却是汉魏“八分”隶书的一种变态。
《爨宝子碑》的隶式与建康一带的王羲之家族墓志属于一个类型。不同处也很明显，王氏家族墓志的隶式过于美术化，结体一味平正，笔画一律方厚，虽整肃，却呆板。《爨宝子碑》字画方厚，却有圆笔的撇捺“翻挑”其间；横画两端向上挑出，虽方峻，却有动感；方整的结体多不合常规，稳重之中却多了几分出人意料的意趣。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