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可扬，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杰出代表，著名版画家、美术出版家。他一生创作了数百幅木刻作品，其中不乏我国现代版画史中的经典之作，其长达70余年的从艺历程是中国现代版画史不可多得的一个生动侧影。
木刻生涯的开启
杨可扬与木刻的缘分始于1936年。那是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先生的倡导和扶持下，像野火一样燃烧蔓延，照亮了黑暗的日子，是阴郁社会中的些许光明。时年7月5日，“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首次在广州图书馆开幕，展出作品590幅，10月巡回至上海，鲁迅先生到会场参观，并亲自与木刻青年谈论木刻创作的问题。青年杨可扬看到这个展览是8月份的上海，他感动于那一幅幅充满激情、铿锵有力的木刻作品，他决心放弃他当时十分着迷的漫画，从此改学作木刻了。观展后，杨可扬即在《黄钟》半月刊上发表了《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观后感》，木刻生涯随之开启。
1937年春，杨可扬师从马达前辈，学习木刻版画，并发表了第一幅木刻作品《保卫祖国》，此后投身抗日宣传，长期从事木刻运动。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上海生活的木刻工作者野夫、金逢孙等人回到家乡浙江利用木刻作为武器，宣传抗战，木刻艺术随着救亡运动的空前活跃而蓬勃发展。1939年，浙江成立了木刻研究社，并在浙江丽水开设了第一期木刻函授班，共招募学员120名，学员遍及浙、闽、赣、粤、桂、湘、黔、滇诸省。由于战时情况多变，形势复杂，邮路不畅通，为了方便教学，使学员得到导师就近及时的指导，因而划分了片区，杨可扬即是金华区导师。这距离他发表完成第一幅木刻作品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由此，杨可扬与木刻研究社，以及后来的“木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木合社”与《给初学木刻者》
抗战时期浙江木刻运动非常活跃，为全国木刻运动的展开做出过重要贡献，其中以浙江省木刻用品供应合作社（以下简称“木合社”）的兴办最为突出。木刻研究社的成立为木刻运动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与平台，木刻函授班的开设则为广大潜在的木刻青年提供了学习交流的机会，以函授的形式将木刻精神与技法传播到全国。宣传到位了，但倘若没有木刻用品的及时供给，工作就无法展开，木合社的成立就是在此基础之上。
木合社在创办初期以生产销售木刻用品为主。抗战时期，木刻者们使用的木刻刀具主要是源自于此。在刀具的生产供应之外，木合社同时也是战时新兴木刻运动极为重要的文化平台，兼具出版、通讯、教育、展览等多项职能，在国统区复杂的形势下宣传抗战、传播木刻文化。在木合社主持者野夫的邀请下，杨可扬也加入了进来。由于具有新闻从业背景，此前先后在浙西进步刊物《民族日报》任记者编辑等职，在木合社工作的期间内，杨可扬充分发挥从业经验，编辑出版了多种图书杂志。
木合社初期的经营是十分艰难的，为了维持木合社的正常运营，其主要领导人野夫时常像和尚化缘那样向来访的亲朋要求入股出钱。但即便是这样，也并没能改善困难的经济状况。在杨可扬的《可扬艺事随笔》中，甚至还记录了木合社的工作人员“等米下锅”的窘境。
虽然生活困窘，但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高涨。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木合社仍创办了社刊《木合》——由杨可扬主编，每期除报道木合社的情况外，还有论述木刻艺术的文章。此外又出版了《木刻艺术》双月刊、《新艺丛书》以及活页画片等多种类型的书刊和印刷品，指导求艺的木刻青年。
抗战时期，自学是学习木刻的主要方式，通俗易懂的木刻技法书因此显得尤为重要。1941年，野夫和杨可扬一起筹办《木刻艺术》双月刊，该刊在5月创刊号问世。“十六开本，图文并茂，在战争年代里，可算是一本像样的艺术杂志了。”该杂志刊登木刻作品、技法介绍，其重视木刻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木刻中存在的大众化、民族形式、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种种问题进行讨论，不但刊载了许多较严谨而成熟的木刻作品，还容纳了相当分量的木刻理论文字，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唯一的标准木刻杂志。
抗战结束后，在新的历史阶段，野夫、杨可扬、邵克萍三位木刻家为鼓励并指导更多有志青年加入木刻工作者的行列，为今后的木刻运动做更长远有效的打算而撰写出版了“木刻教科书”——《给初学木刻者》。此书由郑野夫负责供给资料和校订、邵克萍选刻插图和封面、杨可扬执笔共同编撰完成，书中细致周详地介绍了木刻版画的分类、工具、制作流程、表现技巧和创作，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对未来的期待与寄托。该书将木刻创作与社会、新兴的艺术运动、生活联系在一起，并教授了简单的绘画技法，实在难能可贵，影响广泛，成为“木刻工厂”出品的重要书系“新艺丛书”代表作之一。
如今，我们已很难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年木刻工作者所遭遇的困难，想象他们尽其所能，运用智慧与双手创造趁手合心的木刻工具的艰难。先驱们的努力以及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着实让我们钦服不已。谨以此文致敬筚路蓝缕，献身事业的一代木刻运动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