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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建筑:以新面貌与市民见面

        作者:于丽爽 王海燕2019-01-25 09:31:35 来源:北京日报

          (1/4)万松老人塔活化利用为砖读空间。(正阳书局供图)

          (2/4)沈家本故居作为纪念馆对市民开放。王海燕摄

          (3/4)智珠寺利用院内1960年代建成的厂房开办法餐厅。 于丽爽摄

          (4/4)花市火神庙里的东城区第二图书馆借阅室。巩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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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对于文物建筑而言,最好的境遇就是在利用中有效地保护起来。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盘活用好国有文物资源,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从政府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到吸引社会力量来经营,北京文物活化利用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新的尝试这几年悄然展开。既有多方叫好的成功示范,也有舆论看法不一的探索和争议,亦有举棋不定的重重疑虑。对于“文物活化利用”这个时代新课题,究竟能交出怎样一份答卷?

        火神庙里的图书馆

        “文物是国家的,腾退之后当然还是国家来管。做文化做公益最好,不能跑偏。”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几位市民,对文物活化利用的看法大同小异。

        做文化做公益,也的确是这几年北京市文物活化利用的主流选择。

        花市火神庙就是典型的一处。它坐落在崇文门路口东南侧、西花市大街路北,是一处传统的二进四合院建筑。红门绿瓦,格外醒目。山门门楣上刻着一行字:敕建火德真君庙。

        据《乾隆京城全图》和北京档案馆所存民国寺庙登记档案记载,北京的火神庙有近20座,但冠有“敕建”二字的不多,这座是其中之一,通常人们都叫它花市火神庙。

        2003年,花市火神庙被定为市级文保单位,并启动修缮。如今,东侧门旁边的红墙上,挂着一块不锈钢牌子,上面写着: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2009年,当时的崇文区图书馆要拆迁,为了‘拆而不闭馆’,78万册图书得找地方安置,提供临时借阅服务。花市火神庙就是当年崇文区图书馆拆迁时找的临时借阅处之一。”东城区第二图书馆馆长左堃介绍。

        火神庙的二进院落各有一个正殿和东西两个配殿。一进院的正殿是阅览室,两个配殿,一个是少儿借阅部,一个是图书采编部。二进院的正殿,一半作库房,一半是办公室。目前,这儿的藏书量约26万册,每年的借阅量是30万人次,很受读者欢迎。

        “氛围好。图书借阅就是一种文化传播,文物建筑本身是文化遗产,在这里借书、看书,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有跟历史对话的感觉。”左堃说。

        把文物活化为公益文化设施,东、西城有不少这样的尝试。

        西城区砖塔胡同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松老人塔过去被大杂院包围,住户腾退后,西城区文化委围塔打造了一处特色阅读空间。现在这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塔,已成为北京砖读空间的一部分。书香,塔影,两相宜。

        位于中轴线上的雁翅楼,复建后入驻的中国书店,是老城区内为数不多的24小时书店。东城区的左安门值房、复建的左安门角楼,修缮后也都作为图书馆使用。

        除了作为书店、图书馆,公益性的展览馆也不在少数。地处宣武门外的沈家本故居,修缮后变成了沈家本纪念馆和中国法制名人纪念馆。于谦祠、文天祥祠、袁崇焕祠建成了“官德教育基地”;腾退的临汾会馆建成了会馆博物馆……

        在文物部门看来,办图书馆、博物馆等公益化利用,是文物利用最稳妥、最少争议的做法,也是全世界最通行的做法。

        但任何一件事都有它的两面性。拥有3000余年历史发展脉络的北京,文物古迹数量众多。核心城区内,东城有不可移动文物356处;西城有不可移动文物363处。文物建筑的腾退、修缮,以及后期的运营管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单靠政府一方,显然力有不逮。但把好不容易腾退出来的文物,用一把大锁锁住,又是对文物资源本身的极大浪费。

        “支持社会力量依法依规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国务院3个月前出台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这样写道。

        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智珠寺,尝试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

        智珠寺的前世今生

        景山公园东侧的三眼井胡同走到头,有一处红墙高筑的古老寺庙建筑群。绕到南门,山门开着,无人值守。旁边一条小路,也能进入。走进院里,天王殿、大雄宝殿、僧房、影壁……触目所及,建筑群古意盎然,却没有丝毫的破败感,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精致。

        这里就是智珠寺。可走进天王殿里,你会发现,这儿竟是一家餐厅的前台,而且还是家法餐厅。

        智珠寺的“前世今生”,说起来颇有几分戏剧性。公元17世纪末,康熙帝推崇藏传佛教,在当时的御用印经厂原址建起三座重要寺庙:智珠寺、法渊寺和嵩祝寺,作为北京城内的藏传佛教传播中心。新中国成立后,智珠寺先后变成北京金漆镶嵌厂、自行车飞轮厂、医疗器械厂、牡丹电视机厂等,还做过三年废品回收站。拍摄于2002年的一张全景照片显示:几座大殿之间盖满了厂房、海鲜冷库、锅炉房等建筑,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古建筑破败不堪。

        2007年,一位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转悠的比利时银行家,发现了破败已久的智珠寺,残垣断壁在夕阳的余晖中散发出动人心魄的绝望之美。“那一天我发现了我的使命。”这位名叫温守诺的比利时人说。温守诺和林凡等中国合伙人成立公司,与产权单位及牡丹电视机厂签订三方协议,对智珠寺进行修缮并获得20年使用权。智珠寺走上了重生之路。

        修缮的过程异常精细、审慎,竟然持续了四年多时间,光是建筑垃圾,就拉出去400多车。

        建筑构件能保留的都保留,木头、瓦片被拆下来,编上号,在整体结构加固后,再按原来的编号放回去。大雄宝殿曾着过一场大火,屋顶的结构几乎都烧成了黑炭,当时已岌岌可危。修缮将屋顶内部用新木料重建,外边的老瓦片原样装回去。修缮时在殿顶藻井上发现了精美绝伦的彩绘,历经百年色彩依然清晰可辨。修缮团队找到画家汤国,请他用修复古画的工艺抢救这些彩绘,并决定不再补齐空缺的藻井,给人们透过藻井观看屋顶结构的机会。大殿里还保留了1960年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

        修缮后,大雄宝殿现在用来举办有品质的讲座、课程以及音乐会;僧房是画廊和会议室,画廊免费开放;建于1960年代的原牡丹电视机厂厂房,开辟为法餐厅,收入用以支撑文物修缮和保护。

        “开法餐厅并不是为了洋气,而是法餐的仪式感强,智珠寺曾经是宗教场所,强调仪式感,在精神上是互通的。而且,法餐整体偏冷,是所有饮食里对空间的气味干扰最少的。”林凡说。

        为什么要开餐厅?“我们想创造有趣的内容和适合的内容,吸引古建保护专业之外的人来我们的场地,吸引他们能停留更长的时间,传播文物保护的理念。如果不解决吃饭的问题,他们就会着急走。”林凡笑说。但智珠寺严格遵守文物保护规定,厨房设在保护红线之外。

        2012年8月27日,北京智珠寺建筑群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优秀奖。

        然而,即便在国际上获得褒奖,智珠寺的活化利用方式在国内社会还是有争议。

        “寺庙里开餐厅,合适吗?”这是最普遍的疑虑。但随着这几年运营下来,智珠寺已成为北京一个文化艺术目的地。而与之同期建设的法渊寺早已损毁不在,嵩祝寺也破坏严重。当初质疑古建里开餐厅的声音,也越来越小。

        文物的尊严来自“活化”

        实际上,对智珠寺活化利用方式的争议,很大程度来源于文物的特殊属性。2018年10月,在西城区历史名城保护委员会发起的遗产活化城市联盟大会上,来自全国多个城市的文保工作者,都不同程度表达了实际工作中的困惑。

        “修文物没问题,但搞利用搞经营,就会有人觉得文物部门不务正业。”“文物的公益性利用也没问题,但经营性利用,是不是就走到了保护的对立面?”“政策文件里都讲文物要合理利用,但怎么利用才算作合理利用?这个度该怎么把握?”

        与会的文化部原副部长励小捷在发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根据国际上制定的相关公约,如早期的《威尼斯宣言》,到后来《奈良文件》《考古宣言》,以及中国近年来的文物保护利用实践,对于“文物合理利用”的理解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述:第一,以服务公众为目的;第二,有利于文物价值的认识与传播;第三,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是统一的。

        同时,文物利用还要坚守三条底线。第一是不能破坏文物安全;第二是不能为个人,为私人服务;第三是不能违背科学精神和社会公平。

        “评价文物利用得合适不合适,好不好,重点是看对它内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彰显与传播,而不是它的其它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这一点是国际公约。”励小捷说。

        今年1月12日,在智珠寺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不少专家围绕这一话题也表达了各自观点。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研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说,“我们需要秉持一种大众化、中国特色针对性、公共化和资产化的新价值观,以达成看得到、看得懂、可参与、周边化的文化遗产活化目标。同时文化遗产活化应引入社会参与,包括多学科参与、游客参与、社区参与和资本参与。实现这些社会参与又要依赖各方面良好的政策供给。”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滋说,“目前,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文化遗产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合理利用不足,文化遗产活起来的方法途径亟须创新……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过程中,我们需要选择与遗产价值相适应的利用功能和利用方式,利用手段要符合遗产本身的物质和文化特征,并适应与周边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从专家的讨论中不难看出,文物的活化利用,是公益性的,还是经营性的;是政府亲力亲为自己管,还是引导社会力量来运营,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一定之规,最终还是要看: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否得到最大程度地传播,是否体现了社会公平,以及是否能健康可持续地运营下去。由此,文物遗产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

        期待更多“活化”路径

        无论是新出台的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意见》,还是专家的观点,都给基层文物部门进一步探索文物遗产的活化利用,增添了创新的勇气。

        今年1月,西城区在北京市率先出台了《关于促进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和开放管理的若干意见》,为下一步区域内文物建筑的合理利用建立起规章制度。

        此举非偶然。2016年,西城区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行动计划,计划对47处直管公房类文物进行腾退保护。截至2018年年底,西城区实际启动了52个直管公房类文物腾退项目,其中25个项目完成腾退。预计到明年,区域内直管公房类文物腾退项目将基本完成。

        文物腾退后,面临的就是修缮利用。京报馆、林海音故居、绍兴会馆、婺源会馆、广仁寺、福德庵……一大批文物建筑腾了出来。文物建筑修缮并不是难事,但如此大规模的文物今后怎么合理利用,却是个前所未有的课题。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坚持政府主导、多元投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在坚持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所有权不变、坚守文物保护底线的前提下,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使用和运营管理”。

        政策导向有了,但要让“精神”落地,尚需要各地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来支持。西城区这次出台的意见,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实际操作路径,即“实施规范的社会化项目申报和决策程序”。主要程序包括:专业部门论证提出社会化利用项目,发布项目征集公告;意向使用方根据文物保护利用要求,申报文物活化利用方案;通过项目评审和部门会商,确定最优方案;上报西城区政府批准后实施。

        “文物利用效果究竟怎么样,后续还有监督机制。”西城区文化委负责人表示,针对文物合理利用意见的相关实施细则正在制定中。今后要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全过程监管,确保文物建筑的合理利用。

        继去年沈家本故居变纪念馆对外开放,2019年西城区的福州新馆,即林则徐故居,将变身为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东城区腾退文物利用的步伐也在加快。位于东城中法大学原址,今年腾退办公功能后,将建成中法文化交流场所;位于前门草厂地区的惠州会馆,引入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今年将完成内部装修投入使用,建成胡同里的艺术厅。还有更多社会合作项目在酝酿中。

        随着东西城腾退文物的逐个修缮,预计到2020年,北京核心城区将有近百座会馆、名人故居、古寺等文物建筑,以新的面貌与市民见面。从历史中走来的文物古建,将与“活着的现实”相交融,为北京这座文化之都增光添彩。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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