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绘画，仅从汉、唐算起，至今就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若从宋、元时期随着宣纸的使用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水墨画论之，距今也有近千年的样子；此后，明、清大写意的出现，是三五百年前；到吴昌硕、黄宾虹等人开现代中国画之滥觞，至今超过百年；而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等人叱咤中国水墨画坛，已然是大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
如此叙述，是想说明中国水墨艺术是一个无间无隙的发展历史。当然，更有那场将中国画坛掀起巨大波澜的“八五美术新潮”，于今则有中国水墨艺术茂盛又纷杂、成就赫赫却动辄被人诟病的局面。
然而，回望历史，总觉得好像被人们忽略了什么。比如，“八五美术新潮”的前夜。此刻，黎明将至，夜空不再星光灿烂，唯有可数的晨星格外让人瞩目，中国水墨艺术史也因此有了间隙。这个间隙的时间长度有10余年，即上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和80年代的初期。遥望昨日星辰，这样一些耕耘于中国人物画坛的艺术家依然星光闪烁：王迎春、石齐、卢沉、伍启中、刘柏荣、李震坚、杨力舟、杨之光、陈立言、林墉、鸥洋、周思聪、郭全忠、唐大禧、梁岩、廖连贵。
中国古代绘画，人物画成就最高。三国时期的曹不兴、东晋时代的顾恺之是历史上最早一批留下姓名的画家，他们与同时期的陆探微、张僧繇，被统称为“六朝四大家”，都擅长人物画。至宋元，文人画产生及至明清的水墨写意，非但没能让中国人物画得到发展，反而是停滞和衰败了下来。直到20世纪初，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艺术家开始引入西方造型写实以及光影素描等手段，对中国人物画进行改造。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得以完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水墨人物画从此产生，形成了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基本样式和语言图示。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艺术家是通过主题性创作来进行他们的中国人物画艺术实践的。这让我们想到“六朝四大家”之一的顾恺之代表作《女史箴图》，这幅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作品是一幅向宫廷女子讲授道德情操的绘画，是一幅主题性创作作品。
中国儒道两家的入世说和出世说深刻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思想史，包括艺术创作，前者强调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强调艺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也就是偏重于审美的功利性；后者则认为艺术应该是艺术家心灵的自我观照，主张超越现实的非功利性审美。
事实上，当我们阅读中外艺术史时，会非常清楚地发现，这两种看来根本相悖的审美主张，始终在整个艺术史的进程中并驾齐驱，相向而行。这一点在绘画艺术，特别是人物画艺术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宗教题材绘画、历史题材绘画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量绘画珍品中，主题性创作与艺术本体的审美冲击始终是结伴而行。
本次展出的作品更是一个例证，不仅让人充分体验到了那个年代的审美情趣和取向，并且通过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所取得的成功，解释了两种不同艺术审美主张之间的关系内涵。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所展出的创作于1970年至1985年间的中国水墨人物画作品，并不是为了对主题性创作即审美的功利性问题本身进行讨论、研究，而是通过展现艺术发展进程中不应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年代，提示大家关注和讨论两种不同审美取向之间的关系。
作为策展人，我最想要说的一点是：我们无论是展示还是研究历史（包括艺术史、绘画史），有一个前提是，不管历史曾经如何辉煌，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所谓复兴，绝不是重复和再现，而应该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期待，当我们的观众驻足在这些作品前时，仿佛是在遥望昨日星辰，他们会被触动，会在心底深处轻轻慨叹一声：哦，那个年代呀！
（作者系武汉美术馆艺术总监、本次展览策展人，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