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家、雕塑理论家胥建国
中国雕塑民族性不在于反映的是那一个朝代或地域人们生活的具体内容，重要的是创作者能否在作品中揭示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历史进程中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但在与其它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也就失去了基本的认证权。
文化是人脱离自然走向文明的标志，是人理性本质的显现。它可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其中精神文化是为满足和调节精神需要和心理机制创造的文化，在功能上起着缓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作用，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
西方文化的灵魂与内核是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古希腊文化体现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自然精神和日神阿波罗的理性精神。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自然精神活跃于整个古希腊的神话世界，在所有的神话人物身上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浸透着远古人类强烈的生命意识，荡漾着人类童年的天真、浪漫、纯朴、欢乐和幸福。日神阿波罗的理性精神象征着文化与文明法则，它用理性来规范制约人的行为，使人真正拥有了不同于动物的文化属性。这两种精神相互补充形成了古希腊文化的世俗理性精神。基督教文化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应该绝对服从于上帝。它注重来世天国的幸福与永恒，轻视现世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尊重灵魂，抑制原始欲望，是一种群体本位的宗教理性精神。古希腊文化的原欲与基督教文化的“原罪”对立并存，便融合成了西方强调博爱与奉献、理性与科学的文化精神。
中国商代文化在初中期是神祗文化，随着王朝的扩张在后期逐渐转向普世文化，到了周王朝时期经过对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全面整合，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伦理文化。伦理文化强调的是人文精神，核心价值主要围绕的是人的社会存在，注重社会关系的和谐与道德人格的完美。它既不全部寄托于宗教或神灵，也不单纯追求自然知识，这种思想在当时已成为统治者和道儒两家的共识。统治者在思想上信奉“重民轻神”、“敬王保民”，相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道远，人道迩”，“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道家从自然主义哲学观出发主张超越现实，追求人性自由，提倡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儒家更是明白地提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观点。从统治者到道儒两家的言论都不难看出中国文化在周王朝摆脱神的威慑与统治后所呈现出的人文特性，也正是这种以伦理文化和礼乐教化为主导的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
与伦理文化一道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中国古代神话，尽管这些神话与希腊神话比起来显得凌乱，缺乏系统性，还属于原生态和过渡态神话，但这些神话却拥有着丰富的内容，如创世造人、天庭地府、日月星辰、江河山岳、植物动物等。以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为代表的神话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早期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愿望与惊天地、泣鬼神的开拓精神。这些精神不仅体现了《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思想，也激发了秦汉两代对刚健有力、锐意进取精神的追求，成就了秦代建驰道、修长城、筑阿房、造帝陵的伟业，创造了汉代抗匈奴、通西域等一系列壮举。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与汉武帝时修建的霍去病墓石刻群就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秦兵马俑浩浩荡荡的军阵显示了秦始皇不畏天、比效天、人胜天的自信，彰显了横扫六国、威振八方、席卷天下、天下归一的气魄。霍去病墓石刻群体不仅在融合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营造出了天地相通、天人感应的宇宙结构，也显示了大汉民族的宽广胸怀与豪迈气概。可以说，秦汉雕塑展现的是一种大胸怀、大力量、大趣味、大气魄，是对人和生命的颂扬。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国纷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分裂，风云变幻，王朝更迭，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在这场社会秩序与文化思想大混乱中，一方面西来的佛教和本土生长的道教取代了汉代推崇的图腾、天帝和鬼神，和决定事物之为事物的“无”地位的提升，降低了秦汉几百年间由大和满组合的“有”的尊格；另一方面，社会的大变革与民族的大融合带来的文化大重组，也促发了一个艺术自觉大时代的诞生。
随着汉代充斥在生活中的神仙鬼怪的烟消云散，汉代以集体意识为主体的类型化艺术形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生命的关爱中，通过对人的骨、肉、精、血、气、神，以及个性、情致、色彩、气韵、形神、味道等多方面的探究，总结出了一套与文化宇宙观相契合的人体结构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顾恺之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之中”，以及谢赫的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像形，经营位置，随类赋彩，传移模写。”这些成果不仅成为了中国艺术的基本范式，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艺术理论的发展。
在王羲之、王献之的字，顾恺之、张僧繇的画，曹植、阮籍、谢灵运的诗，嵇康、桓伊、曲明的曲所组成的缤纷世界中，戴逵父子的雕塑和敦煌、云冈、龙门的造像也放射出了耀眼的光彩，并形成了具有典雅、轻盈、秀丽、柔美特色的南方风格和拥有雄浑、粗犷、拙重、壮美特点的北方风格。虽然具有南方风格的雕塑由于大量铜制佛像毁于灭法或化铜铸钱，木制佛像和夹纻像因不宜保存而少有留存，但从大量保留下来的石刻艺术中还都可以看到六朝时期雕塑艺术的风姿。以建于公元460年至466年的云冈昙曜五窟为例，五座大佛体态劲健，形体高大，形象圆浑，均表现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精神气质。佛祖与帝王合而为一的形象体现出的佛力和皇权气势，既让佛呈现出了最具民族性的关怀，也使帝王获得了普天下的神圣性。它既是政治与艺术结合的完美体现，也是北魏统治者借佛教艺术提高民族和文化自信，以崇佛来证明北魏皇权的正统，祈佑国运绵长的重大举措。
唐朝时期儒道释三家文化都获得了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个高峰，而最能体现唐朝时代精神的领域就是艺术，其艺术在众多方面创建的形式与法则都成为了后世借鉴仿效的典范。唐代不仅将六朝时期南方阴柔秀美风格与北方阳刚壮美风格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圆满、成熟特征的艺术风格，在众多的作品中还都体现出了大唐盛世的精神与气派。
唐末至宋期间儒道释趋向“三教合一”，儒家的人伦价值观、人生理想与佛教心性修炼思想、实践方式以及道教的永生信念融合成为一个多元化和泛神的宗教精神。三教都把修养由外在转入内在，在强调“修心”的基础上拥有了共同的特征。在哲学方面，儒家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发展出了理论性、系统性较强的宋明理学，完成了外来哲学的民族化进程。在雕塑方面，宋代的世俗化取代了唐代的宗教性与庄严感，唐代浑圆劲健的艺术风格也让位给了宋代文静柔弱的艺术风格。雕塑不再去追求豪迈的气概，而开始注重用细腻的手法来写实，以获取对人物神情与内心的刻画。虽说在宋代之后也出现了诸如大足石刻，山东长清灵岩寺，山西长子崇庆寺、太原晋祠、山西大同华严寺、平遥双林寺、昆明筇竹寺等雕塑佳作，但从整个中国雕塑发展史看，雕塑作为时代文化精神的一个缩影，在宋代后随着文化中生命活力的日趋衰弱越来越趋于文弱、秀婉、缠绵，许多作品虽说技巧上比以往更精进娴熟，但作品中的内在精神气质明显减弱了。中国上古神话传递的拼搏开创精神，秦汉刚健恢弘的气魄，魏晋慷慨激昂的风骨，盛唐圆浑超逸的气象至此开始式微，等待着的不是被边缘化就是被取代。这一点也印证了民族兴盛与雕塑兴盛的连带关系。
总之，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根本特性，蕴涵在民族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就是它的核心与灵魂。民族精神不仅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纽带，更是一个民族强盛的动力，可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发民族的自豪感。中国当代雕塑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立足于世界，就必须继承中华文化，以本民族的艺术传统、审美意识、艺术形式和塑造手法来表现自己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艺术审美情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有民族气派和时代精神的新雕塑，才能让自己的作品立于世界雕塑艺术之林。
